一、霍尔丹是何许人？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知识界更知道他的多卷本鸿篇巨著，在西方开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的先河，或许还能对他提出的那个关于“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缺席”的著名问题发表些意见。然而说到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除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少数专家，知道的人就不会很多了。
其实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要论科学方面的成就霍尔丹则更高一筹。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结合数学方法与孟德尔学说，对达尔文以来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重建，进而促进了现代综合生物演化理论的发展，与英国生物计量学家费歇尔 (Ronald. A. Fisher, 1809-1962) 和美国遗传学家怀特 (Sewal G. Wright, 1889-1988)一道，并称为群体遗传学的开创者。现代生理学和遗传学中与霍尔丹有关的术语就有“霍尔丹原理” (Haldane's principle)、“布里格斯-霍尔丹方程” (Briggs-Haldane equation) 、“霍尔丹映射函数”（Haldane mapping function）、“霍尔丹减压模型”（Haldane's decompression model）、“霍尔丹优先”（Haldane's prior）、“霍尔丹筛子”（Haldane's sieve）、“霍尔丹法则”（Haldane's rule）等。他还独立于苏联生物化学家奥巴林（Alexander I. Oparin, 1894-1980）提出了有关生命起源于无生源的“原始汤”思想。
霍尔丹出身名门，父亲是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理学教授。他不愿永远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1923年从牛津转到剑桥，在成立不久的生物化学系担任冠名高级讲师 (William Dunn Reader)并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Fellow）。生物化学系由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霍普金斯（Frederick G. Hopkins,1861-1947）创建，他是系里唯一的教授，设置新的教授职位是不可能的。霍尔丹在系里的地位更像个“二掌柜”。据说他阅读了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书籍与期刊，被人视为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
李约瑟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当选为冈维尔-凯斯学院研究员，同时进入霍普金斯的生物化学系，1928年成为实验助教（demonstrator），主要从事化学胚胎学的研究，他与第一位妻子李大斐（Dorothy Mary Moyle,1896-1987）都是霍尔丹的同事。霍尔丹1932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翌年移座伦敦大学学院，先后担任遗传学教授与生物统计学教授，他空下来的邓恩高级讲师位置则由李约瑟顶替，后者也于1941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1]。1987年9月17日李约瑟在写给霍尔丹过去的一位学生的信中称：“事实上霍尔丹是我的第一位研究指导者，我对他有着最温暖和最深情的记忆。后来我作为助教成了他的同僚，直到接任他成为邓恩高级讲师。”[2]
图1 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职员合影，1930年。前排正中是系主任霍普金斯,他身边双臂抱胸的是霍尔丹，前排左三是显得还有些青涩的李约瑟，旁边的女子则是李约瑟的第一位妻子李大斐。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惠允
霍尔丹与李约瑟还是政治盟友，他们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霍尔丹曾为英国共产党党员（1942-1950），李约瑟则一直属于工党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的罪恶，两人都持批判立场；对于非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贡献及其精神遗产，他们却表现出尊重、热情甚至痴迷——李约瑟的对象是中国，霍尔丹的对象是印度。
二、霍尔丹缘何出走印度？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导致英、法联军和以色列的武装干涉，这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震惊世界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那年10月底，英法海空军对埃及进行轰炸并摧毁其空中力量，英国伞兵空降塞得港，海军陆战队随即占领了运河部分地区。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加上埃及军民的拼死抵抗，英法两国后来接受了停火决议并于11月6日撤军，以色列则于1957年3月才撤出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英法军队占领运河区期间，1956年11月2日，霍尔丹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借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诗句，讽刺英国当局如同“妓女和赌徒，在国家许可下，塑造这个国家的命运”。
1957年7月24日，伦敦希斯罗机场，65岁的霍尔丹和他42岁的妻子海伦斯普尔韦（Helen Spurway,1915-1978）登机飞往印度，临行前向闻讯赶来的记者发表谈话，声明放弃自己在英国的一切，以抗议英法联军对埃及的入侵[3]。此时距离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刚好一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结束，霍尔丹在机场的声明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英、法政府维护殖民利益出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径，不过为他提供了一个政治秀的舞台而已。 实际上早在两年以前，霍尔丹就有了前往印度的想法，他曾给印度的一些研究机构与大学负责人写信，表明自己愿意在1958年退休之后前来工作。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前，他在给一些亲密朋友的信中也透露了这一想法。
1956年5月7日，身在伦敦的霍尔丹收到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数学与机械钟的文章后，复信说“如果我学过梵语，我可能会研究类似的问题”，接着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古代印度有关测量和统计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印度文明的兴趣[4]。此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第1卷已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赞誉，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发布了第2卷的广告[5]。霍尔丹很可能从李约瑟的成功中获得启发，有意在印度古代文明中探索一下“类似的问题”。
不久之后，李约瑟请霍尔丹回剑桥演讲，后者复信接受邀请，同时提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剑桥了，因为我希望大约6个月以后前往印度。”在这封信里，霍尔丹还提到妻子海伦正在读刚出版的SCC第2卷，被其丰富的内容所吸引，以致在酒吧里与朋友聊到很晚才回家，归途又冒犯了警察而被拘捕。霍尔丹调侃地向李约瑟问罪，说“如果她读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侦探小说），就会提前一个小时回家而不会碰到这些警察”（If only she had been reading Agatha Christie she would have got back an hour earlier and not met the cops.）；后面又加上一句：“不过我认为她不需要什么证人，因为她想进监狱，以便在印度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女人。”（though I don’t think she would have witness, done so anyway, as she wanted to go to jail, so as to be a respectable woman in India.）[6]遭到英国警察拘捕的女子将会赢得前殖民地人民的尊敬，说明霍尔丹夫妇此时已经有了前往印度的成熟想法[7]。值得指出的是，海伦与伦敦警察发生冲突并被拘捕的日子正是英国伞兵空降苏伊士运河区的那天，也是霍尔丹的64岁生日。
图2 霍尔丹与妻子海伦斯普尔韦, 1956年，伦敦。图源：Clark 1968
海伦是霍尔丹的第二任妻子，也曾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政治上与他一样左倾激进。作为一位生物学家，南亚次大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文化多样性对她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此之前她还独自前往加尔各答，很可能是为二人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做一些准备。
霍尔丹一战时投笔从戎，在伊拉克战场负伤后被送到印度治疗，在那里养伤达一年多，期间除了自修数学外还学习了乌尔都语，对英国的这块海外殖民地充满同情与好奇。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后，执政的国大党推行去殖民化运动，政治上标榜不结盟，文化上提倡发掘与弘扬传统遗产，经济上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设计划，这一切都引起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者霍尔丹的共情。1952年初他还应邀出席了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印度科学大会，那次访问长达六周，他在全印各地一共做了35场报告。1954年再度访问加尔各答的印度统计研究所。他还给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写信，表达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尊敬和在生命科学领域提供帮助的愿望[8]。
1958年，霍尔丹夫妇定居印度之后，他在《理性主义者年鉴》上发表题为《通向印度之路》的文章，内称自己移居印度的“一个原因是我更喜欢印度菜而不是美国菜。但我去印度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我相信自己感兴趣的那种科学研究的机会在印度会比在英国更好，而且我在这里的教学至少同在那里一样富有成效。”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写道：“当然，如果我的工作需要电子显微镜、回旋加速器等，我就无法在这里得到；但是达尔文和贝特森用于研究的那些设施——比如花园、园丁、鸽舍和鸽子——在印度比在英国更容易获得。”[9]
三、霍尔丹的“三足鼎”之喻
1956年，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SCC第2卷出版后，人们意识到李约瑟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的综述，而是要逐步展开这一古老文明中科学、技术、文化与社会交相辉映的宏伟画卷。当年10月9日，霍尔丹致信李约瑟，内中提出：
在浏览了你的第2卷[10]之后，我越来越清楚，人文主义思想就像德尔菲的三足鼎一样，必须建立在三个支撑上：欧洲与西亚，印度，还有中国。我认为第一条腿是最坚固的，而我们对印度这条腿所知甚少，因为它被严重地误解了。我还没有学过梵语，但我被印度经典著作中大量的常识所震惊，它们通常被误解为神秘主义。如果你说某件事是不确定的，那就说明你没有放弃理性。看看笛卡尔的变量x。它既是，又不是，诸如此类。但它是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智力工具。我认为很多所谓的神秘主义只是对未确定概念的使用。
然而，我希望在两年之内定居印度。如果我能活到80岁，可能会了解一些印度思想。与此同时，我很清楚，你的第2卷揭示了“智力大飞跃时光”[11]，对此我一无所知，这是人类思想的第三个维度。我必须通过二手文献来了解它。道家似乎是可以同唯物主义与“三摩地”（samadhi）相提并论的有关“空”（）的第三类品种（species）。然而，我认为，“道”（Tao）在某些方面与“达摩”（dharma）有一些相似之处[12]。
图3 霍尔丹1956年10月9日致李约瑟信（首页）。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惠允
在希腊神话中，女祭司皮提亚（Pythia）掌管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据说这里的神谕非常灵验。皮提亚的座椅由一个青铜三脚架支撑，起身时则以月桂枝叶覆盖，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三足鼎”，而不是中国商周时代的那种青铜祭祀（或烹饪）器具。有一次鲁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企图夺走皮提亚的三脚架，竟与阿波罗大打出手，直到他们的父亲宙斯出面干涉。霍尔丹借用“德尔菲的三足鼎”彰显人文主义的神圣意义，认为欧洲与西亚、印度、中国三者是人类思想宝库最重要的支撑，缺一不可。他把欧洲与西亚放在一起作为“第一条腿”，显然将古代两河文明与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认为它们与西方文明血脉相通，同时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是最稳固的。关于中国，李约瑟的SCC已经开了个好头，前景也是乐观的。但是关于印度方面，人们所知甚少而且经常被误解为神秘主义，因此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按照霍尔丹的看法，“很多所谓的神秘主义只是对未确定概念的使用”。后面他表明“希望在两年之内定居印度”，并称“如果我能活到80岁，可能会了解一些印度思想”；他还提到应该认真区分“（印度）经典中的常识”以及“普罗大众的印度教中的常识”。从这些表述可以发现，霍尔丹此时已萌生了如同李约瑟当年亲赴中国一样的想法，到印度去生活与工作，从而近身地体验、观察和研究印度文化。
10天以后，李约瑟复信霍尔丹，希望后者能为他的SCC第2卷写一书评，因为它将代表“科学家的方法”，“没有其他评论者比你更合适了”。李约瑟非常赞同霍尔丹要澄清西方将印度古代思想一股脑视为神秘主义的误解，同时也希望他定居印度之后不妨到中国去看看。李约瑟写道：“你手中当然掌握着整个印度、正如你所在地一样丰富的（资料），但是同时如果你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访问中国，亲身认识这个文明将是美妙的；它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极为有趣的，我还必须说，理智的宇宙观。”他在信中也表达了对霍尔丹印度计划的热烈期望：“你对印度思想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诚地希望你能就此继续对我们西方人进行深刻的阐释，这是非常需要的。愿你有充分的余生在印度从事这一工作。”[13]
霍尔丹定居印度之后，仍与李约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们多次讨论印度和中国文明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这些信件多被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档案部与李约瑟研究所。透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两位科学家、学术同道与政治盟友之间的密切互动，从中得以窥见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霍尔丹夫妇在印度工作与生活的情况，李约瑟对其刚出版的SCC获得学界承认的关注，他们对中、印古代文明的兴趣，他们之间的友情与争论，特别是两人共同持有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立场，以及为理解和书写非西方文明科学史付出的令人尊敬的努力[14]。
四、两位英国绅士的异域经历
李约瑟首次来华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从1943年2月到1946年4月，除中间数月短期回国述职外，在中国生活了三年，结识了不同领域的中国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15]，观察和亲身体验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搜集到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珍贵资料。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他以当时的陪都重庆为基地，先后七次出行考察，足迹遍及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陕西，对战时中国的科研院所、社团、实验室、大专院校、工厂、矿山及相关的文物遗迹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抗战胜利后至他返回英国前的1946年春，还相继访问了上海、北平、南京和香港等城市。为他后半生投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约瑟又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来华，每次访问都是围绕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即SCC）的写作、出版和宣传进行的。以1952年那次访问为例，过去的中外研究者都把关注重点投射到他参与朝鲜战场细菌战的调查，而忽视了吸引他来华的最重要因素，乃是在面临学术生涯转折的关键时刻，恢复因政局变换而与中国科学界暂时中断的联系，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计划搜集资料、寻求中国学者的帮助与中国官方的支持。访华的邀请是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出的，时任近代物理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所长和中科院计划局局长钱三强具体执行。6月16日，李约瑟在莫斯科给李大斐写信提到：“在中国再次见到所有的老朋友该是多么愉快啊！”[17]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前往朝鲜作短暂的调查之外，主要在中国各地参观考察，查阅资料，购书会友，参观科学教育机构，还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李约瑟这次访问中会见的新老朋友中，对于他的研究与写作计划有密切关系的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周培源、费孝通、童第周、汤飞凡、曾昭抡、陈世骧、王应睐、梁思成、冀朝鼎、曹日昌、刘仙洲、梁思成、侯外庐、袁复礼、冯家昇、王振铎、李涛、汤佩松、李乔苹、王庸等。再拿1984年的那次访问来说，李约瑟出席了8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卢嘉锡担任主席，卢嘉锡后来还兼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这次会议之后李约瑟又前往全国多地参观访问，包括台湾地区在内[18]。
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再来说霍尔丹，除了一战中的养伤经历外，1950年印度共和国建立后他亦曾多次前往，对这个新生的国家充满热情与期望。1957年，霍尔丹和海伦都得到印度统计研究所的全职岗位，对他们的邀请是该所创所所长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 1893-1972）发出的。此人曾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学习，还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过，是统计学上“马哈拉诺比斯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的提出者，被人称为“印度统计学之父”，194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时他与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霍尔丹一到统计研究所就着手推进几项有关生态学和生物计量学的研究计划，他还协助创建了人类遗传学研究室，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前同事帕梅拉罗宾逊（Pamela Robinson, 1919-1994）的帮助下设立了古生物学研究室。霍尔丹积极参与提高印度科学教育的活动，在大学生科学教育中引入计量生物学作为基本训练内容。他还以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广泛访问各大学和研究实验室，包括在加尔各答大学创建的印度第一个果蝇实验室，该项目得到尼赫鲁的支持。他指导的多位印度学生在《自然》等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此外，他还把著名的《遗传学杂志》编辑部搬到了印度，长期担任该刊主编与书评专栏作者[19]。谈到霍尔丹晚年到印度工作的意义，他当年的助手著文写道：
他展示了一位西方的杰出科学家如何转移到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过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生活。他建议利用当地资源开展研究而无需昂贵的实验室或设备，他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就是理论性的和数学性的，因此不依赖外部资金[20]。
1961年霍尔丹夫妇双双加入了印度国籍，对印度教的兴趣还使他们成了素食主义者。除了印度文化之外，吸引他们的还有暖和的天气、晴朗的天空与不同于欧洲的丰富的生物学资源，特别是人种与植物的多样性。霍尔丹声称——也许是援引某位印度动物学家的结论[21]：“仅仅鸟类全印度就有310种，代表238属，62科，19个不同的目，都在同一方舟上。”他喜欢在晴朗的夜晚遥望星空，也乐于在科学演讲中引用印度经典或神话，就像在西方时常引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典故一样。霍尔丹天真地把印度描述为“最接近自由世界的地方”。他还幽默地说来到这里再不用穿袜子了，那玩意儿穿了60年足够了。平时他总是穿着印度式的宽松长袍，即使到西方开会和领奖时也是如此。
在印度统计研究所工作了三年多（1957年7月至1961年2月）之后，他与掌门人马哈拉诺比斯就一些管理与学术交流问题发生争执。1961年1月，在与马哈拉诺比斯的一场激烈对质中爆发，霍尔丹愤而辞职。在著名哲学家、时任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的斡旋下，霍尔丹接受了权力很大的全印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的邀请，出任遗传学与生物计量学中心主任，但是应许的经费迟迟不到位，不久他又拂袖而去。恰好在此时，奥里萨邦首席部长帕特奈卡（Bijayananda Patnaik, 1916-1997）向他发出橄榄枝。帕特奈卡是印度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早年曾为飞行员并因支持独立运动蹲过英国人的班房，也是尼赫鲁的战友和亲密朋友。他还热衷科学事业，在奥里萨邦设立了国际性的羯陵迦（Kalinga）[22]科学技术奖，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与颁奖。帕特奈卡为霍尔丹在首府布巴内斯瓦尔(Bhubaneswar)建立了一个遗传学与生物计量学研究所。从1962年7月至1964年12月1日辞别人世，霍尔丹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一位追随他出走新单位的弟子写道：他在布巴内斯瓦尔感到更加快乐，因为印度统计研究所中特有的那些繁文缛节和复杂行政程序在这里荡然无存[23]。
定居印度后的霍尔丹仍与李约瑟保持着通信联系，1962年8月29日李约瑟致信霍尔丹，表达了自己近来对印度古代哲学的兴趣，并探询霍尔丹是否在什么时候能对其中涉及科学思想的内容发表点系统的论述（Could you not think of writing some thing systematic some time on the relevance of classical Indian philosophie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24]，似乎是在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年那个“三足鼎”的比喻。受到李约瑟SCC成功的激励，霍尔丹确实有过撰写印度古代科学与文明的计划，只是由于工作太忙、社会活动太多、个人兴趣太分散而未能实现。
1965年，也就是霍尔丹去世一年之后，印度出版了其遗作《科学与印度文化》。实际上这只是一本论文集，文集的第一篇写于他定居印度两个月之后，名为“我的困境”。文中抱怨印度官方与公众对他的过高热情和期望，以致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要求——来信、采访、会议、演讲、自荐，以至乞求职位与钱财等。他在文中写道：
许多人希望同我谈话，甚至专门跑到印度统计研究所来找我。因为我从该所领取薪水，如果不努力工作而整日谈论一些科学与数学以外的事情就欠妥了......我真的享受独处的环境，要么观察活生生的动植物，要么在纸上做计算。在这一点上，我至少分享了数百万印度人的品味，过去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就隐居到森林里去了。我的一些来访者想和我讨论宗教问题，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多数具有高级宗教体验的人都喜欢孤独吗？[25]
图4 穿着印度服装的霍尔丹（1961年，摩纳哥）图源：Clak 1968
图5 穿着中式长袍的李约瑟（1947年，La Capte，Hyeres，法国） 图源：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霍尔丹也曾考虑过近代科学在印度落后的问题，他认为有很多原因导致“印度科学令人扫兴的缓慢发展”（science in India was developing with disappointing slowness）。例如：人们太过礼貌，相互间缺乏足够的批判；每天花费数小时讨论个人话题；甚至一种“新种姓制度”（new caste system）在独立后形成，也就是基于学位特别是外国学位而非专业能力的学术评价体系；还有资深学者对原创性的压制或窃取后辈的研究成果；最糟糕的是，“许多印度科学家对所从事的职业没有自豪感，尽管他们对自己的薪水和职位沾沾自喜”。作为一位理性的人道主义者，霍尔丹抛弃了英国的名誉地位，希望能像当地人一样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印度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遗孽，为此深感烦恼 [26]。
五、“迷失的图景”：SCI的缺席
1996年， 两位印度学者瑞那（Dhruv Raina）与哈比比（Irfan Habib）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李约瑟的SCC问世40年之后，为什么没有产生印度的对应物？[27]
文章指出，20世纪50年代，一批印度科学家试图描绘一种本土的科学史图像，这一计划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印度国家科学研究所（现为印度国家科学院）和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竞相开展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活动。不过在新独立的共和国中，历史学家主要关心改写印度的经济-社会史，并且在技术史的范畴内探索这块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除此之外，从20世纪初叶开始，民间一直就有整理本土科学史资源的努力，不过多限于零碎的学科史，如吠陀经、婆罗门教和佛教文献中有关医药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内容。这一倾向在国家主导的清除殖民主义影响、提振民族自信的运动中得以发挥，一个例子是由国家科学院创办的《印度科学史杂志》上关于优先权的文章数量将近三分之一[28]。在论述了半个世纪以来印度科学史研究的状况之后，作者们指出了“李约瑟式”的跨文化编史学的挑战，声称“这种新的大图像（New Big Picture）是一种良好的科学人类学，它的去空间中心化原则要求以完全对称的方式对待所有的本土知识形态，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动摇以科学或近代科学的名义获得认识论许可的政治安排。”文章最后，作者们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说出了也许令许多印度科学史家不悦的话——我们认为产生李约瑟式的历史的任务必须由西方负责[29]。
霍尔丹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景，但是最终他没能成为“印度的李约瑟”，也没有一位西方学者胜任撰写《印度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India, SCI）的重任[30]。
这里介绍一下荷兰科学史家科恩（Floris Cohen）的相关论述是必要的，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编史学》中有一整章专门讨论非西方的科学贡献与李约瑟问题。他首先将17世纪以前的科学区分为四种类型：（1）无科学的文明；（2）有一些科学的文明；（3）有发达科学的文明；（4）产生了近代早期科学的唯一一种文明。接着指出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这三种非西方文明，其中“科学发展已经足以使某种类似于科学革命的东西变得可以设想，可以认为这就是下一个发展阶段（指第4类文明），但却由于某种原因而没能跨越门坎？”[31]这里不禁令人想起霍尔丹的“三足鼎”之喻，不过后者是将“西亚”（含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放在一起的。科恩的进一步分析又将印度排除在“可能有资格作为科学革命候选者”之外，因为印度的古代科学显得像是在以上类型的（2）与（3）之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则属于第（3）类。他指出：
自英国殖民印度以来，在重建数学和天文学这两个被认为是印度擅长的领域方面，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都做了许多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在其他方面（在不同于植物学、医学和技术的物理科学中），除了对思辨性的原子观念有一种偏爱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印度成为科学革命的合适候选者。局外人很难判断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印度科学史还没有找到它的李约瑟吗？——也就是说，找到一位学者准备利用未经考察或遭到误解的文献宝藏，从中重建出关于本土科学的全面资料？抑或因为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不允许作这样的重建？抑或因为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即无法编制可靠的印度历史年表？还是因为印度文明更倾向于形而上学思辨，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科学事业？
“显然，我没有资格在这些选项中做出选择。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只要注意到，无论将来的研究能否表明印度科学总体来说能与西方科学在科学革命前夕的状态进行卓有成效的比较，反正那一时刻尚未到来，这就足够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话题还没有值得一提的编史学传统，因此要把印度排除在我们的研究之外。”[32]
说到历史与编史学传统，马克思关于印度没有历史的论断今日看来有点刺眼，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某一类“历史虚无论”，原文是：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他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33]
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34]
这两篇时评的目的都是谴责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控诉它对当地人民及其文化传统的伤害，然而无形之中，马克思还是触及到科恩上文提到的“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即无法编制可靠的印度历史年表”。
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悠久的编史传统，是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中唯一保存了不间断文字记录（自公元前841年起）的国家。《尚书》为中国政治哲学创榛辟莽，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宣示了史家承担着阐发天道与人事的双重使命，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要义是为儒家经典祛魅。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一种人文文化，历史学是中国知识人的欧几里得，是中华民族的“护身符”与“安魂曲”。
六、李约瑟成功的原因
1954年，在西方汉学界还寂寂无名的李约瑟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刚出版的SCC第一卷立刻引起了众多权威专家的重视。在该书的序言中，李约瑟指出完成这一计划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六个条件，而他自己恰是当仁不让的应选人。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所有这些难得的综合条件，恰好我都具备了”。这六个条件是：
（1）多年的科学训练与从事实际科学研究的经验；
（2）充分了解欧洲科学史并在其中某个领域做出过原创性的工作；
（3）对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科学技术的社会与经济背景怀有兴趣和一定的认知；
（4）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及广泛旅行的机会（不同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
（5）要懂中文，至少能够得到足够的资讯并阅读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
（6）能够得到广泛领域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的指导。[35]
图6 李约瑟声称的六个条件。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1,p.6
1983年12月14日，第二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在香港召开，考古学家夏鼐应邀在开幕式后作公开演讲。当着大会主席何丙郁和所有在场听众的面，夏鼐说还应补充两个条件：第一是他必须熟悉中国考古学；第二是他必须活到80岁以上。关于要了解和追踪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是李约瑟亲口对夏鼐讲的，1952年以来他每次访问中国，几乎都要到北京的考古研究所访问，还请夏鼐陪同前往不同的考古遗址或发掘现场，以便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中不断补充新鲜的考古材料。关于长寿，那一年李约瑟已经83岁了，仍然精神充沛笔耕不辍。说到这里，早年留学英国并深谙英式幽默之道的夏鼐话锋一转，说道“我祝愿在座的搞中国科学史的专家们，都能创造条件使自己具备这第八个条件，活到80岁以上。”[36]
图7 李约瑟和夏鼐，1984年在北京友谊宾馆
以上八个条件，李约瑟开列的前四项大多也为霍尔丹所有，其余四项他则不具备或严重缺失。当然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条件，既可以归根于研究者自身的因素，也可以追究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必须拥有稳定的工作场所与经济保障、团结融洽的合作团队、清晰可操作的工作计划、明确的长远规划与坚定的执行意志等。谈到李约瑟的坚定意志和工作风格，鲁桂珍引用了他写的一封信，其中坦承自己有一种“良性的强迫观念”，“我总爱收拾回形针和橡皮筋，这是我对细小具体的事物、材料、事实真相特别喜爱的征象；没有这些具体资料，就无法比较确实地得到有重大意义的概括。谨慎地遵循正确的常规、有效地整理归档、管理卡片索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进行巨大事业中证明是必不可少的。”[37]
在学术生命的盛年确立转型的方向，认定了目标就心无旁骛地走下去，坚韧不拔，矢志不渝，中国丰富的历史矿脉又在那里等着这位受过当代科学训练的人来欣赏和发掘，热情友好的人民和聪明博学的中国学者们满怀欣喜地接纳他并施以援手。就这样，英国生物化学家与皇家学会会员最终通过宏大的SCC计划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科学与文明研究在西方的开拓者，李约瑟何其幸哉！
(本文原系2025年5月16日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建系7周年暨李约瑟、芒福德纪念论坛上的报告。此次发表时做了补充与修订。)
注释：
[1]刘钝：“霍尔丹与《代达罗斯》（一）”，《 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8卷第1期，6-28页。
[2]J. Needham, Letter to K. R. Dronamraju, 1987-09-17,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NRI) Archives: SCC2-262-3-4/5.
[3]R. W. Clark: JBS: The Life and Work of JBS Haldane,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8, p. 203.
[4]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56-05-07, NRI Aichives: SCC2-65-2/5.
[5]王晓、莫弗特：《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郑州：大象出版社，2022年，329-339页。
[6]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after 1956-11-05. to Needham[B]. NRI Archives: SCC4-2-17-1/1-2. 按这封手写的信没有具注日期，信中提到的海伦“牢狱之灾”发生在1956年11月5日，又从信文“希望在大约6个月以后前往印度”来看，推测是在1956年11月5日之后的某一天。海伦与伦敦警察冲突并遭拘捕的细节参看Clark 1968, pp. 203-211.
[7]一位讲师被定罪的消息必定会影响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的声誉，因此校方希望海伦交纳罚款尽快了结此案，但在次日的庭审中，海伦态度强硬并拒绝交纳罚金，霍尔丹也默许了她的立场，直到10天之后海伦才被一家为了获得新闻的媒体保释出狱。
[8]Letter from JBS. Haldane to Jawaharlal Nehru dated 15 February 1952 (Box 35, Archives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转引自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 634.
[9]转引自JBS. Haldane, Science and Life: Essays of a Rationalist. London: Pemberton Publishing, 1968, pp. 124-134.
[10]此信为手写，原件这里只是个数字2，按信文应指李约瑟刚出版的SCC第2卷。
[11]原文Large draughts of intellectual day，出自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诗人克拉肖（Richard Crashaw，约1613-1649）的长诗《炽热之心》（The Flaming Heart）。
[12]JBS. 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56-10-09, NRI Archives: SCC4-2-17-2.Needham, Letter to JBS. Haldane, 1956-10-19, NRI Archives: SCC4-2-17-1/3-4.
[13]刘钝：“霍尔丹与李约瑟的通信”，《中国科技史杂志》，2025年，第46卷第1期，1-51页。
[14]李约瑟这次来华期间结识的中国科学家、人文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名单，对他后来的学术转向发生过比较重要影响的人物（排名不分先后，不仅于此）包括：叶企孙、严济慈、吴有训、王守竞、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余瑞璜、钟盛标、胡刚复、王淦昌、施士元、任之恭、谢玉铭、钱临照、钱宝琮、李俨、华罗庚、吴大任、戴文赛、邹仪新、竺可桢、王星拱、黄子卿、杨石先、吴学周、张资珙、袁翰青、曹天钦、曾昭抡、王葆仁、王琎、李方训、汤佩松、童第周、石声汉、金宝善、李先闻、沈宗翰、刘慎谔、马士骏、胡乾善、谈家桢、贝时璋、张梦闻、吴素萱、汤飞凡、伍献文、刘崇乐、经利彬、钱崇澍、罗宗洛、袁复礼、翁文灏、李四光、尹赞勋、顾功叙、陈振汉、钱昌照、汪敬熙、罗忠恕、郑晓沧、唐钺、陈世骧、陶孟和、吴大琨、冀朝鼎、王亚南、郭本道、黄方刚、李相杰、梁思成、林徽因、李济、周仁、王振铎、冯友兰、陶行知、邓初民、林祖涵、雷海宗、朱自清、朱光潜、吴作人、郭沫若、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李书华......
[15]刘晓、莫弗特：《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
[16]J. Needham, Letter to Dorothy Needham, 1952-06-18,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igital Library: GBR/1928/NRI/NRI2/5/15/2/3.
[17]李约瑟是从布拉格乘火车到达莫斯科，然后再转乘飞机前来中国的。
[18]陈立夫：“悼念热爱中国的李约瑟博士”，《中外杂志》，1989年，第57卷第5期，21-23页。按对李约瑟访台的邀请由抗战期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出，他也是台版《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计划的发起者，李约瑟与鲁桂珍在台访问18天，临行还会见了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
[19]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p. 634-638.
[20]K. R. Dronamraju, J. B. S. Haldane's Last Years: His Life and Work in India (1957–1964). Genetics. 2010, 185 (1), pp. 5-10.
[21]霍尔丹在写给李约瑟的一封信中曾向他推荐印度鸟类学家萨利姆阿里（Salim Ali,1896-1987）关于印度鸟类的著作。参阅JBS.Haldane, Letter to J. Needham, 1962-10-02,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Needham Archive.
[22]羯陵迦是印度东部一个古国的名字，其领土相当今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北部及中央邦的部分，公元7世纪玄奘在印度旅行时曾经过该地。
[23]K. R. Dronamraju, On Some Aspects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F.R.S., in India.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87, 41 (2), p. 227.
[24]J. Needham, . Letter to Haldane, 1962-08-29,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Needham Archive.
[25]JBS. Haldane, Science and Indian Culture. 1965, Calcutta/New Delhi: New Age Publishers, p.2.
[26]V. Rao, J. B. S. Haldane, an Indian scientist of British origin. Current Science. 2015, 109 (3), p. 637.
[27]D. Raina & I. Habib, The Missing Picture: the non-emergence of a Needhamian history of sciences in India. Habib & Raina eds.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ues with Joseph Needh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9-302. 中译文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759-781页，陈朝勇译。
[28]1966-1996年间的统计数据。
[29]李约瑟在提出他的宏大历史问题时也曾考虑过印度古代文明，例如他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就写道：“当时（1938年）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参见Centaurus, 1964, 10, p.174。印度学者和有关部门对他的SCC也表现出来极大的热情，双方间有许多互访和书信交流，希望从李约瑟的成功中获取经验。关于李约瑟与印度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关系，需要另外一篇专文来介绍。一个概要的综述可以参阅Dhruv Raina, Needham's Indian Network: The Search for a Hom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India (1950–1970), New Delhi:Yoda Press, 2015.
[30]印度学者确实编撰了大量有关的书籍。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名为“印度科学、哲学与文化史计划”（Project of History of India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简称PHISPC）。该计划由颇具影响的学者兼政治家查托帕迪亚雅（Debi Prasad Chattopadhyaya, 1933-2022）领衔并得到人力资源开发部的资金支持，旨在编撰出版一套名为《印度文明中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史》（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Indian Civilization）的丛书。查托帕帕迪亚雅在丛书总序中称此计划：“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也不是由一群在方法论上统一或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思想家和作家共同完成的。在构思这个项目时，我们与众多印度及非印度思想家的著作观点进行了互动，并深受其影响。”“非印度思想家的著作”显然是包括了李约瑟的SCC在内的，丛书的命名就能体现出来。从已出版的书籍来看，尽管卷帙浩繁，但内容过于庞杂，缺乏一个明晰的主导性编史纲领，除了通史与学科史，还有许多专题文集和资料汇编，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和纯宗教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丛书，不如说是一个文库性质的出版计划。
[31]科恩也提到一些“次级”的文明，例如日本、朝鲜和玛雅，他写道：“虽然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有意义，但是追问日本和朝鲜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却肯定毫无意义。诚然，日本和朝鲜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都曾显示出真正科学研究的一些迹象，并且做出了一些绝非微不足道的发现（例如日本被称为“和算”的代数或计算相当复杂的玛雅历法）。但这些学科的专家一般并不会追问研究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科学的学者们经常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本土的对应物”。理由当然是，这些有限的研究线索以及零散的结果远不足以构成一个全面而融贯的整体，使人们不可能想到近代早期科学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将会发生。”
[32]H. F. 科恩著、张卜天译：《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493-497页。
[3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于伦敦，原刊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O4号，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45页。
[3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于伦敦，原刊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46页。
[35]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 p.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中文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上海古籍，1990），第4页。
[36]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载《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04-309页。
[37]鲁桂珍：“李约瑟的前半生”，载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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