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日军在沪暴行的“劳伦斯相册”，是如何鉴定的？

一个月前，8月4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法国友人马库斯（Detrez Marcus）向中方捐赠抗战历史照片交接仪式。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陈栋会见马库斯等人，并向马库斯转交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捐赠证书、感谢信等文件。

这些抗战历史照片，是马库斯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无偿捐赠的其外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Roger Pierre Laurens）生前所收藏的618张历史照片。劳伦斯相册中包含的部分相片，记录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沪暴行。

然而，这些相片中的几张与其他数据库影集中的照片重合，一度引发了对马库斯所捐相片真实性的些许质疑。而后经鉴定，照片均为明胶银盐黑白相纸，洗印于20世纪30至50年代。不过，其中一些淞沪会战的照片为当时通过翻拍等方式复制形成，但并不影响这些照片成为抗战历史的珍贵记录和日军暴行的重要见证。

那么，“劳伦斯相册”618张照片是如何鉴定的？9月2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2025中法论坛：多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参与照片鉴定的上海海事大学教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丁怡骏作报告并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

上海海事大学教师丁怡骏（中）等人参与照片鉴定工作。受访者供图

确认劳伦斯抗战时期在上海

时间回到2025年2月。当时，法国友人马库斯在中国青年钟灏松、法国青年白士杰的陪同支持下，携其外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先生收藏的618张历史照片来华，将照片交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接受了劳伦斯相册捐赠，因为这套相册的部分相片记录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沪暴行。粗看这些照片，背后大都附有手写注释和日期，提供了关键历史背景。与此同时，纪念馆开始对这套照片开展鉴定评估。

“这些照片我们逐一做了编码、鉴定，并不是伪造的，不是现在打印出来的，而是历史照片，只不过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翻拍的，但这也有历史背景等原因。”丁怡骏说。经整理可知，相册中的照片包括劳伦斯寄回法国的照片、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朋友所赠照片。

丁怡骏说，整个鉴定过程分为四个问题：劳伦斯是谁？照片是否是伪造的？哪些照片是劳伦斯自己拍的？整套劳伦斯相册反映了什么情况？为此，丁怡骏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团队两次赴淞沪馆对618张照片进行鉴定分类，淞沪馆对所有照片进行编号记录。

据马库斯所述，其外祖父从事种植园工作。丁怡骏在上海档案馆法租界公董局档案中，查到1941-1942年间劳伦斯在种植处的薪资职级及几份其申请宿舍菜园的信件。经比对，其申请信签名Laurens（劳伦斯，图2）与法国档案中其次女西尔维出生证明上的签名（图3）、马库斯未捐赠影集中的照片签名（图4、5），高度一致。另结合法国驻沪领事馆结婚登记信息，可确认劳伦斯1939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市政雇员，1941年起任种植处督察。

图2：申请信签名Laurens。资料图

图3：次女西尔维出生证上的签名。资料图

图4：马库斯未捐赠影集中的照片。资料图

图5：马库斯未捐赠影集中的照片背面上的签名。资料图

“这里就可以确认有劳伦斯这个人，而且是在抗战时期就已进入上海。”丁怡骏说，在一组照片中，他们发现劳伦斯经常身着军装与朋友拉图尔出没于法国军营（Camp Bernez-Cambot）、皮卡第公寓（Appartement Picardie，今衡山宾馆）以及贝当公园（Parc de Ptain，今衡山公园）。

那么1937年淞沪会战时期，劳伦斯在上海吗？丁怡骏又在“虚拟上海”网站上找到了一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兵团的集体照，在照片中发现了劳伦斯的朋友拉图尔，其拍摄时间不晚于1936年7月25日，该照片签名为Roger（罗杰）。通过进一步的鉴定，他们基本确认劳伦斯于1935年以来长期在上海衡山路附近的法国兵营。

照片的真实性及其背后意涵

确认了劳伦斯抗战时期在上海，这些照片又是如何鉴别真假呢？

丁怡骏说，这些照片都被送到了上海司法鉴定科学院进行了至少6项鉴定，包括最重要的钡和锶元素测定。在20世纪上半叶，照片是通过硫酸钡作为显影材料的。这次检测发现，所有送检照片的钡元素含量都在75%以上。经鉴定，照片均洗印于20世纪30至50年代。

对研究者而言，他们还想知道，照片中究竟哪些是劳伦斯所拍，哪些又是翻拍的？丁怡骏做了假设和推测。他举例说，他们发现在多张照片中都有同一个燃烧的建筑，白天、夜里、近景、远景都有，“那这些照片，有很大概率是劳伦斯在同一个地点不同时间拍的”。

另外，丁怡骏认为如果找出同一批冲印的照片（处于一卷胶卷中的照片），确认其中有劳伦斯拍摄的照片，那么这一卷胶卷中的照片，很可能都是他拍的；反之，如果证明一卷胶卷中有照片是翻拍的，那么该批照片也很可能都是翻拍的。

丁怡骏注意到，有些照片背后存在多重字迹、墨迹与内容。例如，编号55的照片是劳伦斯在当时的上海市博物馆建筑前的留影。背面存在三种不同字迹，涉及内容分别为：第一种是细体钢笔字书写的“新上海，五角场，复活节36年”字样；第二种为铅笔字数字04；第三种为字迹稍粗、墨水颜色偏棕色的“中国37”字样。基本可以判断，该照片摄于1936年4月复活节，当日劳伦斯前往五角场参观市立博物馆。

图6，编号55的照片是劳伦斯在当时的上海市博物馆前拍摄。资料图

编号320的照片，背后铅笔字数字也是04。据照片背面的记录可知，这是1936年4月的复活节，劳伦斯及其伙伴前往江湾的某处寺庙。同时，还存在其他多张拍摄于1936年复活节的照片，铅笔字数字都是04。由此大致可以断定，铅笔字数字标记为04的照片应为1936年复活节劳伦斯与其伙伴同游江湾五角场等地的照片。

“我们把没有文字说明且照片背面铅笔字数字为04的第535号照片，也归入‘1936年复活节虹口江湾五角场郊游系列’。当然，这一归类过程是结合了照片冲印颜色、相纸白色边缘宽度等其他因素得出的综合判断。”他说。

整套相册整理完毕后，丁怡骏认为，相册中的确有一些照片是翻拍的。结合历史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士兵经常会在租界的边界以及其内部活动，包括执勤、筑垒等，但他们很少去华界和公共租界等区域活动，租界区域之外的照片很可能是他翻拍的。比如1937年8月-9月，翻拍了一批呈现淞沪会战情景的照片，包括战场状况、城市轰炸的情景，并在英明照相馆冲洗翻拍的照片。

“只有真正拿到胶卷或底片，才能100%确认这是谁拍的。”丁怡骏称，当时一些在上海的外国士兵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交换照片、翻拍照片的社交情况。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百姓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残酷场景，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

“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中塑造了个体的视觉认知和审美判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视觉行为。”丁怡骏说，从这些照片中也能反映出，他们不仅会拍摄“异国风光”，也会拍摄战争场景带来的所谓“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