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涉足胡适研究，始于1997年，得缘于拟投考耿云志先生博士生之一念。这年5月，我第一次来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拜谒耿先生，先生同意我报考，并允我抄走其论著目录。在其后读胡适、读耿著的过程中立定了学术路向：胡适研究。考博失败后，我即谋食于京华某军事学院，但“胡适”依然是研究主业。2002年，拙编《胡适红学年谱》杀青，向耿先生求序，再度与先生建立联系。2004年4月17日，我又来耿府求教，耿先生突然问我：想不想来近代史所工作？我说：太想了。想当初甚至不敢来这最高近代史研究机构求职，今得此机缘，回去后即着手办理“转业”事宜。
2005年8月31日，我入职近代史所。这十九年从耿先生受教之多，绝不亚于诸“嫡门”弟子。我受教的方式，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餐桌上，旅途中，以及一些文件的起草、定稿过程中。当然，耿先生也会帮我改文章。常常，先生闲聊中的一句话，我即受启发，有所感悟。记得多年前去金华开会，先生在闲聊时特别赞佩梁漱溟评价胡适的“浅而明”三字，说梁氏抓住了胡适著作的特点。在某次教师节聚宴中，耿师说研究历史人物，一定要特别关注该人物的追求。每听到这些论断，总是兴奋的。2005年后的十多年，胡适研究会的日常事务（举办研讨会、座谈会，以及编印《胡适研究通讯》这项常规工作），都是在耿师指导下我来落实具体工作。这些工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耿师提出设想后我起草有关文件，然后请先生审定。对我的初稿，先生略改几个字，或将顺序稍作调整，文件的高度就上去了。因此，我会仔细揣摩这些“初稿”、“改定稿”的异同。2019年夏，我陪先生去青岛，高铁上谈到正做最后定稿的《胡适年谱长编》，先生说：无关之材料，可不入；书前不要有《胡适传论》。我到酒店后的第一事，就是将这两条记在笔记本上，并记道：“第一条，予之启发是，材料一定要精练，亦即耿师一再强调之‘剪裁’，谱主本人的材料要精练，相关史料更要精练。第二条，拟置《胡适传论》于书首的想法，系受来新夏先生影响，但耿师认为，《传论》、年谱放在一起不协调，决舍《传论》。”
《胡适年谱长编》“1891年”笔记之一页，1999年开始做此笔记时尚无个人电脑
2005年，耿云志先生（前排右三）创办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任理事长，这是创立会合影
我最早起意为胡适作年谱，是在1999年。所以在涉足这一领域刚两年就准备做此事，主要是我当时就坚定地认为：如同研究历史事件要先从编长编开始一样，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从撰该人年谱开始。近代第一流学者，不乏从编撰年谱入门者。如，钱穆之被学界认可，系基于其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吴晗涉足明史研究，始于其作《胡应麟年谱》；邓广铭研究宋史，始于其作《辛弃疾年谱》。此外，我还认为，凡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影响，尤其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都应有翔实的年谱。总之，从那时起，我即认定：现代年谱于史学极端重要。
我撰此谱，力图对能见到的胡适材料做一结账式整理，同时扩张新材料。在博采穷搜的基础上，材料确实大大扩充了。而排比、考证这些材料，需要对新旧材料反复咀嚼、咂摸，故对胡适和他周围的人与事的理解亦日见深刻。这些理解，需要另有专文、专书从事。此外，对年谱撰著，亦有新想法。前作《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一文，即是编撰此谱时所思、所想之结晶。
收获是令人欣喜的，但其中一些“花絮”也颇值得一记。
在立意作《胡适年谱长编》之初，我即立下决心：不申报课题。因课题均有时限，不能如期完成的话，将会很辣手——就不紧不慢地从容做吧。到了2017年上半年，此书初稿规模粗具，乃开始谋划出版。当时却颇犯愁：四、五百万字的篇幅，如果没有出版资助，会有出版社接纳吗？这年6月，我到浙江大学开一个研讨会，会间与几位出版界的朋友商酌此事。吴超先生建议：可以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申报这种资助，需要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成稿量，这本不是问题，但既是申报，无论《申报书》还是书稿，都应仔细准备，像个样子才好。于是，我向吴先生表示：今年太匆促了，明年（2018年）再申报。国家出版基金主要是通过出版社申报，因此还是要先联系出版社。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事颇令我意外：不少出版社对这个大部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北京某龙头出版社甚至表示：即便没有出版资助，也会给予颇为丰厚的版税；上海的某出版社也频频来电话商洽（后来，我对这些朋友是心怀歉疚的）。而最后确定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合作，基于三个理由。除吴超先生鼎力推荐和出版社态度积极外，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该社2007年出版过拙著《丁文江图传》，印象颇佳。《丁文江图传》是邹桂芬女士等策划的一套丛书的一种，责任编辑是易简先生。邹、易二人充分尊重作者的良好印象，一直留在我心间，于是当友人推荐时，就准备与该社“第二次握手”，怀着满满的热情。
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材料于2018年六、七月间完成并提交。半年后的2019年1月30日，我回乡省视双亲，出了高铁站刚坐上汽车，即得到两三个电话：国家出版基金通过并公示了。这令我深感欣幸。
出版合同签订于2019年6月，我随即发出第一卷书稿。当时双方约定：以第一卷为例，商定一个整套书的“则例”，统合全部书稿，以便作者、编辑共同遵循。社方组织了一个由几位编辑室主任和资深编辑组成的小组，两周后发回一个关于体例方面的“反馈”。对此，我颇认同。于是，就照此意见对整个书稿（包括早前已发出的几卷）做一个修订，每改好一卷就发出一卷。如2019年9月10日，社方项目负责人给我的收到条说：“9月10日收到书稿第四部分，1930-1936，字数406599。”但因篇幅过大，修订起来颇为费时。到2020年1月中旬，全书只剩最后两卷待修订。我打算春节假期完成这两卷，在庚子年正月初八“开工”时发出。这期间，我在2019年8月27-29日曾到访出版社，名义是参加“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胡适年谱长编》开题”仪式，实际更是为下一步的编校工作而来。8月20日我致函社方项目负责人说：
我此次到贵处，除参加那个重要会议申说拙书的特点、优点之外，有几点还是极重要的：
一，和各卷编辑碰头，就编校工作深入、广泛沟通。
二，和负责搜集底本的助理编辑沟通。
三，和英文编辑沟通。
四，更要与您当面沟通具体事宜。
这些工作均系迫在眉睫之事，因我们的书已经进入编校的关键阶段。您说，负责第一卷的资深编辑希望看完校样后再和我面谈，这正是内行话，因为只有就问题谈问题才有意义。
不过，即将成行时，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本来出版社帮我订的是8月27日的东航MU2452航班，但前一晚却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航班取消了。于是，又立即改买高铁票。但我不主张大肆宣扬此次活动（包括之前的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1年被纳入国家十四五重点规划图书），只由出版社在官网发布一个简讯，这简讯和社方在2019年1月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发布后的简讯大同小异，核心内容都出自我的申报材料，都提到：
《胡适年谱长编》力图全面反映胡适的生平、思想、学问、事业、交游及影响等方方面面，以期知胡适其人，兼论胡适之世。项目引用胡适先生各学术领域的代表性著述和个人材料，包括著作、书信、日记等，公私档案、私人记述、报刊杂志的有关材料。对胡适文献中不能确定写作年份的篇目做了扎实的考证工作，以保证权威性；对已刊胡适传记、著作中的错讹，亦一一修订之。力图体现当下海内外胡适研究水平，并进而发挥未来胡适研究必备参考书之功能，在年谱撰著体例上亦力求有所创新。
我所以不愿意大肆宣扬，主要是基于特别地服膺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学术事业，不尚宣传，持未完之工作眩之于众……（非）当务之急”这一为学原则。因此，这一工作从事快二十年的时候，并未向外人道及。我最早向友人谈及此事，是2016年。这年的1-2月，我到台北的一所大学做为时两个月的“访问学人”。1月15日晚，陈宏正先生约我在敦化南路诚品书店茶叙，我谈到自己正做《胡适年谱长编》。我反复叮嘱陈先生：此事虽从事多年，但尚未最后定稿，千万不要传出去。陈先生听到此讯，甚兴奋，也很鼓励我。但他忘记了我的叮嘱，很快将这一信息告诉了两岸的“胡圈”朋友。于是，就收到很多来自台北、北京的电话问询。一位认识了二十年的北京熟人还在2017年4月提出和我合作此书。
话题再重新回到2020年1月。1月16日，我致电出版社的项目负责人，声明这是春节前最后一个电话了，不谈工作，只祝贺新年。无奈，“天有不测风云”……这之后的两三个月，和社方联系，主要是问候、鼓劲，也不谈工作。3月23日，我致函社方项目负责人，第一次谈及书稿：
眼见武汉的感染病例，连续几日都是零，甚为欣慰。……（这里）慰问、问候之外，还要给那边的朋友，给您打打气，更加珍爱生命，珍惜生活！
不知道您那边开工了吗？如果开工了，就请告知我。因为最后二部分稿件，早已弄好，我当发上。
湖北人民出版社似乎是6月份才复工的。这时，大量的工作积压要赶工，再加上新的急迫的出版任务，就影响到了本书的进度。对此，我是理解并接受的，因为既是合作，就是一个“共同体”，要充分体谅对方难处，遇坎时共同应对，不能凡事都以“自己”为出发点，而丝毫不顾及对方。不过，我心里也明白：无论如何，《胡适年谱长编》在2020年是出版不了的。
本书的“三审三校”完成于2021年8月上旬。下旬，出版社开始履行出版中的必要申报流程。2022年1月起，又对书稿做最后一次统合性大修缮。这一工作本拟两个月内完成，但实际是整整持续三个月。这期间，工作紧凑而无任何耽搁——实在是作者和编辑都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字。这之前的几个校次亦如是。整部书稿一般是同时工作，我首先要保证每卷编辑都能及时得到需要的资料，所提疑问也能及时得到回复。比如，提供底本阶段（年谱之引文供核对的底本均由作者提供），我首先将每卷最前半年的底本提供出去，然后再渐次补充后续的。这样，就能保证每卷都可同时工作了。而每次收到校样，也必及时处理、反馈。这五年来的校样，摞在一起，已超过两米。在最紧张之时，常常起床后即泡上咖啡，趴在校样上工作。我有时想，这套书，是用咖啡和茶“泡”出来的！
2019-2024年终日与校样相伴
本书所历曲折、艰辛实在太多，由此而产生的苦闷、焦忧也实在太多，这绝非这支秃笔所能尽述。尽管如此，却也无悔无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实在是一种幸福。人生，不如意才是常态。不如意，太多的不如意，才更会让人产生刻骨铭心，回肠荡气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增多了，人生态度也会随之得以升华。因此，当这套生命之书付梓之际，我没有狂喜，更多的却是平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多么高远的人生境界！对自己而言，这永远是个目标，但是，创作和出版此书的过程，却是朝着这个目标在修炼。这是《胡适年谱长编》赐给我的另一种人生收获。
《后记》似乎还有一个不能少的内容，就是“致谢”。但这里，我不想一一列出名字，因为二十五年来应该感谢的师友、亲人实在太多了。对给我鼓励、帮助、关注的各位友人，我将永铭在心。
最后，诚挚寄望亲爱的读者：请给以批评和指正。
2024年4月29日
宋广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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