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精于剪切、复制、粘贴”的美国新闻界

美洲殖民地新闻

18世纪60年代，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相对充裕的报纸。几乎每个州都有一到两份自己的报纸，还有船只从欧洲带来的海外报纸，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定期。《纽约公报，即邮差周报》的印刷商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无疑有些私心地指出：报纸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认为，到了1770年，北美十三州已有25家报纸了；他学习印刷和编辑手艺的波士顿已经拥有英国海外帝国制作的所有报纸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主要港口，比如萨凡纳、费城、纽约或波士顿，每周还会有新消息通过船运抵达；跟英国的地方新闻界一样，本地印刷商会把这些“新鲜信息”转化为报纸，充当编辑和出版商。盛产糖和烟草的加勒比海诸岛屿也为消息提供了另一条水运路线。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报纸尤其利用了这些相对新的欧洲来的消息源，以及支持经济的关于西非奴隶贸易的信息。印刷商发现报纸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提案：报纸带来了广告客户，可以用来跟其他印刷商和供应商交换库存和材料，还招揽来了所有重要的构成财务命脉的“零件印刷”生意，比如海报、名片和印刷表格。

报纸不仅仅是纸张，它还是许多印刷商、印刷店赖以存在的基础。作为社区里的信件收发和保管地，这些印刷店为其印刷商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它们在印刷报纸之余，还充当着社区中心的角色。例如，人们在费城挂着“圣经”招牌的店里就能找到威廉布拉德福德，“店里还供应本报，每年只需10先令……如需登广告，请至前街和市场街交会处的街角楼”。报纸本身易于运输，相对较厚的亚麻布浆纸也足够结实、耐用。殖民地报纸一般有4页，印刷数量从几百份到几千份不等，上面刊登了许多广告，偶尔有信件，还有一些国际、殖民地和本地新闻的专栏。这些短消息按从最旧到最新的顺序排列，因为当消息抵达时，印刷商的金属活字已经排好了。印刷商也可能为一篇短社论而保留空间。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英美关系受到考验，这样的报刊短讯被证明是形成、传播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前两章里，我们见证了从17世纪起报纸在欧洲的发展过程。最初，它们主要是商人和有政治利益的人的工具。渐渐地，它们也日益向更广的公众喊话。而且，随着种类和发行量的增加，报纸雇用的工人越来越多。这些工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官方消息的秘书、充当编辑和初代记者的印刷商、油墨制造商、短工、排版和印刷的已婚妇女和寡妇、叠报纸的、打包报纸的、批发商、书商和街头小贩。此外还有创制活字和机器的专家、收集用来造纸的破布的流动工人，以及造纸行业的打浆人（beater）、操作造纸机成形网的人（wireman）和染匠。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说，妻子黛博拉“很乐意帮忙我的生意，折叠报纸，缝制小册子，看店，还帮造纸商买旧的亚麻破布，等等”。在美洲，印刷商还让奴隶来做报纸，包括富兰克林在内。18世纪40年代，他的奴隶助手彼得弗利特（Peter Fleet）帮他印刷《波士顿晚邮报》。一个成功的印刷商可能还需要一个会计来管账。此外，报纸还要跟国家机构打交道：纸张，有时报纸，要征税。它们无疑吸引了审查官的注意。就这样，报纸及其生产者、消费者跟本地和全国社区联系在一起。报纸作为一个实体，和它的内容一起，在这些身份的形成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闻和报纸在美国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殖民地社会一度是新兴的，是跟英国大都市连在一起的。有些殖民者离开是为了逃离旧大陆，另外一些则是为了寻找新的机遇，并不想背弃英国。商业、家庭和文化的纽带继续把美洲殖民地和英国连在一起，就在美国形成一种不同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尤其是在18世纪下半叶，当连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纽带受到考验、被撕裂的时候。这还是一个双向进程，同时定性了英国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正如丹尼尔奥奎因（Daniel O'Quinn）所言，美国独立战争导致了“英国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重构”，即自我意识的重构。他尤其巧妙地把报纸的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与反映人们对“消息”的渴望的剧场表演联系起来，这些表演讲述了英国人在失去帝国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在相对较暗的剧场里，演出的戏剧常常影射或直接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最新事件，或者在阅读或讨论当天的报纸时，有关国家和帝国的问题也在舞台上演。这样的演出还很有销路。奥奎因强调了新闻界和戏剧表演背后的商业推动力，指出：1771年，约翰威尔克斯创新地，也是非法地在《米德尔塞克斯日报》《公报》和《伦敦晚邮报》上发布议会辩论报道，尽管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挑战法律的极限是出于政治原因……但印刷商们想印议会辩论是因为它们能卖报纸。读者们想要获得议会辩论信息是因为对美洲发生的事件所激起的轰动有着浓厚的兴趣”。

威尔克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18世纪中期新闻在大西洋两边都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威尔克斯不仅在伦敦或格拉斯哥极具影响，对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男男女女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新闻人物。1763年，威尔克斯因出版了批评乔治三世和《巴黎条约》中的条款的第45期《北大不列颠人》而被监禁。在英国报纸报道此事后不久，人们就能在美洲报纸上读到相关报道。常常收到从法尔茅斯（Falmouth）驶出的首批船只带来的消息的《纽约公报》在6月20日那期刊登了一封日期为4月30日的“伦敦来信的摘录”。现在我们普遍认为信件是个人隐私，但在18世纪，情况并非如此。该信表示，威尔克斯因损害议会特权而遭监禁，这“无疑将引起轩然大波，整座城市毫无疑问都将像着了火一样……威尔克斯先生很可能会继续被关在伦敦塔里，直到议会开会为止”。这一版上的下一句话是：“三四天后，‘查尔斯敦号’（Charlestown）的船长将离开伦敦，前往纽约。”这大概是报纸专栏里给纽约读者看的重要部分。似乎还有更多的报告在横渡大西洋的路上，跟它们一起来的当然还有更多的实物货物。

在《纽约公报》转载那封伦敦来信的同一页上，读者——鉴于报纸阅读方式的性质，即一份报纸大家一起读或是在咖啡馆、小酒馆、俱乐部里大家传阅，确切点说，是读者们（例如，美国政治家、国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日记中写道，他到纽约的一家“满是绅士”的咖啡馆里去读报）——可以读到关于被报纸称为噪声的报道，其描述完整、详尽，但也更为恐怖。从皮特要塞（Fort Pitt）、贝德福德要塞（Fort Bedford）寄到费城的信件详细描述了特拉华人（Delaware）、肖尼人（Shawnee）、明戈人（Mingo）、怀安多特人（Wyandot）这些美洲原住民与英国殖民者和军队之间的冲突。一封从贝德福德要塞寄出的信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消息一定已经传到了你的耳边，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以下是我到目前可以信赖的最真实可信的。”然后，报道详细描述了在庞蒂亚克战争期间两名士兵、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被剥头皮的事，以及一名士兵与一名美洲原住民之间的一场打斗，士兵带着被他留在“水下”等死的原住民的一截耳朵扬长而去。1763年4月，威尔克斯在《北大不列颠人》上发文抨击2月签订的《巴黎条约》。到了1763年8月，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似乎已接近尾声。在布希溪之战（Battle of Bushy Run Creek）中，波克特上校（Colonel Bouquet）和500名士兵获得了胜利，解了皮特要塞之围。报纸迅速集结起来，庆祝这场胜利（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时的），费城的钟声彻夜长鸣，乔治三世也对该胜利表示了祝贺。

这份报道，我们可以怀疑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宣传意图，措辞还很客观——报纸声称自己具有真实性的关键特征。写信的人知道信息的价值和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特别重视。毫无疑问，这也是把新闻拼装成报纸的主编们所重视的。人们也承认，新闻报道并不完美，接下来就必须重新整理证据才能得出结论。同一页上还有另一则消息，是从奥尔巴尼来的几条“情报”。下面的版面抄录了一些信件，信中暗示人们有理由担心奥古斯塔要塞（Fort Augusta）将遭到攻击。刊登在版面上三四个专栏里毫无顺序可言的新闻，每条开头都会用一两句话说明消息来源：印刷商们屡次三番地使用“我们听说”“一封最近从伦敦寄来的信件报告说”等短语。这部分是一种提醒读者它是“消息”的修辞习惯，部分是真实可信性声明，毫无疑问也有部分是印刷商耍的花招。18世纪中后期的报纸里充斥着格式化的语言，将读者和印刷商牢牢地明确置于由通信者、报纸“俱乐部”、船长，当然还有其他报纸构成的网络中。

这个例子——选得有点随机——除了证明对报纸真实性（大概还有对商业利益）的兴趣，也谈到了存在于报纸生产和消费中的网络。报纸远不止是一张刊登广告和新闻的折叠式大幅印刷品。它们用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印刷商和读者都懂的语言进行对话，把他们跟他们的社区和更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它把印刷商极度依赖的本地信用网络和本地精英、历史学家约瑟夫M.阿德尔曼（Joseph M. Adelman）口中的“长途信息供应商”连接起来。当一个人用双手捧读一份黑白印刷报纸的时候，大西洋那边的世界跃然纸上。我们想象的读者也许坐在纽约巴特里公园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也许坐在国王学院旁的春日花园（报上的广告说它已易主）里。他被巧妙地安置在大西洋东西两岸之间，页面上有一条狭窄的沟渠，平衡、联结来自伦敦和俄亥俄河谷的消息。在这里，地方、全国和大西洋两岸在某种程度上还算舒服地共处同一张物理页面上。

当然，这种世界观所呈现和强化的都是欧洲白人的统治地位，其中的权力等级制度——伦敦、殖民地、奴隶都反映在报纸的语言和内容里。例如，1739年，史唐诺河（Stono river）附近爆发了奴隶工人起义，相关消息花了八周才通过手写信件传到伦敦，而且事件的呈现方式是特定的。至少有四家伦敦报纸——《伦敦晚邮报》《每日公报》《每日邮报》和《伦敦与乡村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因为它们知道这个消息对它们的读者来说很重要，他们中有许多人依赖于大西洋奴隶经济的收益。时间延迟无疑只会加剧他们对自己拥有的奴隶这种财产的担忧。《每日公报》的报道安抚了这种读者的心，称殖民者杀了“约30人，将其余的赶入沼泽，他们要么投降，要么被剑刺死”。在殖民地和英国的新闻界，奴隶造反和暴动都是普遍被关注的问题。正如印刷历史学家凯瑟琳阿姆斯特朗（Catherine Armstrong）指出的那样，新闻界说奴隶“鬼鬼祟祟地躲在沼泽地里”，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报告称这些人“自信地游走在建筑环境里，‘折向南行，一路烧光了所有房屋’”。新闻界强化了种族差异和殖民主义的不平等，它呈现出来的殖民时期的美国的殖民者社会是一副正常、理性的样子，并把这个社会描述成经过验证的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精于剪切、复制、粘贴的新闻界

在创制报纸的过程中，主编通过新闻界利用了信息共享网络和新闻传播网络。如今，任何一个读18世纪报纸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所谓“剪刀加糨糊”式的新闻工作的盛行，其做法就是将故事从其他报纸上剪下来，贴在自己的页面上，通常——但不总是——不注明出处。这种借用的形式很多。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道：“我还将我的报纸视为另一种传达教诲的工具，鉴于这种观点，我频频从《旁观者报》和其他道德作家那里摘抄片段。”约翰亚当斯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筹备报纸时是如何尽其所能地从各处搜集材料的：“晚上，正在为第二天的报纸做准备工作。这真是一份奇怪的工作。编造段落、文章、事件等。让政治引擎转起来！”1765年，《费城日报》转载了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发表在《纽约公报》上的保守主义专栏《哨兵》（Sentinel）。这是一个政治选择，同时也是编纂报纸的一种手段。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后来，利文斯顿以“美洲辉格党”（The AmericanWhig）为笔名，就印花税法案及相关的暴乱发表文章：“最近，灾难性的印花税法案引发了骚乱和暴动。我不可能不带着最温柔的担心来看待这一切。因为我明白后果太可怕了，母国和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将会破裂。这是任何一方的真正朋友都不愿意看到的事。”1758年，富兰克林和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被任命为邮政局的副局长。不久，他们就确立了免邮费交换报纸的做法，信息得以跨州共享。这是为了“不阻碍报纸的传播，在许多情况下，报纸都对政府有用，对商业和公众有利”。印刷店之间也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定期传递信息碎片，但常要跟天气和地理做斗争。例如，1766年3月，《波士顿公报》指出，周四晚十点的一场暴风雪使“查尔斯敦号”渡轮无法顺利横渡，因此东边来的邮件没法过来了，“我们猜测暴风雪已使从南边和西边来的邮件受阻，因为它们没有抵达本报”，话虽如此，但请读者们放心，“我们已收到对J先生的批评的评述”，编辑“将在下期予以刊登”。

在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国内，随着1793年法案的通过，作为一种报纸制作方法，邮政交流的做法流行开来。1793年法案保障了编辑通过美国邮局免费交换报纸的权利，对订阅者实行低邮资政策，确保19世纪期间“快马邮递的骑手（pony rider）及其邮包一到，印刷商就把外地新闻放在本地最新头版上”。对于手动印刷时代而言，这种做法也是有道理的。那时，当消息抵达的时候，通常由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港的船只捎来，活字仍是冷的、排好的。甚至从英国来的消息到没到都能成为新闻。正如1766年1月的《波士顿晚邮报》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听说，在马布尔黑德有一份11月14日的英国报纸，只是尚未到手。”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就和一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在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十分渴望知道英国在政治上对印花税法案危机会有何反应。编辑在详细描述了1765年年末两艘船的抵达情况后，用斜体字插叙道：“有报告称，还有一艘船上也有英国报纸。”《波士顿公报》的编辑也给读者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戈达德船长的‘海德勋爵号’邮船（Lord Hyde Packet boat）从法尔茅斯出发，于昨天抵达，但并没像其他船只一样带来报纸。”还可能有更多消息的预告，比如关于伦敦辩论细节的：“据报道，乔治萨维尔爵士、威廉贝克爵士和其他一些议员以及康威将军、巴雷先生，都表示支持北美十三州，但最后提到的两位绅士的演讲尚未见诸报端。”波耶尔、威尔克斯及其他人为能够报道议会所付出的努力在大洋彼岸引起了反响。

这样的活动还利用了报纸、新闻信和以其他形式传播的手写信息之间的寄生关系。明确承认使用信件起到了两个作用。它默认了一个事实——在早期，作为一种系统性的信息交换形式，写信是一项比印刷更为特权的行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这意味着只有有钱有权的人才负担得起信息获取权，用历史学家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的话来说，甚至构成了“权力的核心属性”，尽管这些以商人信件和通信团体为存在形式的接触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扩大。殖民地也存在着这样的网络：波士顿邮政局长邓肯和他的儿子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跟他们的前任一样，利用职位之便收集、核对、传播信息。大约从1702年起，约翰坎贝尔根据《伦敦公报》和其他报纸制成了一份关于欧洲事务的每周新闻信，寄给了康涅狄格州州长菲茨-约翰温斯罗普（Fitz-John Winthrop），可能还寄给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重要人物。其他邮政局长很可能也干了差不多同样的事。从印刷报纸诞生之初，它们就被描绘成手写新闻信的既经济又明显不那么复杂的替代品。通过它，消息得以广泛分享，由此也失去了作为一种从前只有外交官、商人、大臣和国王本人才有的产品的某些稀缺性价值。而且，把关于书信体信息源头的信息纳入进来，有助于将报纸置于跨大西洋的背景中，承认存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存在一种用纸墨的形式描绘它的方法。不过，到了18世纪60年代，人们也认识到报纸的小字体和多个专栏使消息的密度变大了，其中有一些可能比那些经过润色、分析的，以信件的形式发送的消息要新鲜一些。1762年，威廉伯恩斯写信给特伦顿的出版商托马斯布拉德福德，分享了他对报纸文化的担忧，承认了信件的作用，还请对方“寄报纸给我，寄到潘宁顿附近”。坎贝尔还跨入了报纸生产领域，创办了《新闻信报》，版式和内容都是模仿《伦敦公报》的，而且刊头也宣称：“官方印制。”

除了把大西洋世界，至少是有文化的自由民连接在一起，新闻界也帮助美国形成了自己的联结和身份。殖民地的新闻界需要靠欧洲供应报纸和信件的同时，它还有赖于东海岸的报纸印刷商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现存的印刷商的信件和报纸里充斥着搜集信息、维系并扩大订阅者网络、招揽广告、追讨之前的广告或订阅欠款的各种尝试。有些印刷商直接订《伦敦公报》等英国报纸，而另外一些，如费城印刷商大卫霍尔（David Hall），则在伦敦雇代理人搜集剪报和其他零碎信息，每个月通过邮船运送回来。霍尔跟其代理人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的关系可追溯到他移民前在爱丁堡当学徒时期。斯特拉恩成立了一家成功的跟政府关系极好的伦敦印刷厂，因此他能为霍尔印制《宾夕法尼亚公报》提供源源不断的英国政治新闻。

生产、销售报纸所获得的资金对建立殖民网络起到了支撑作用。例如，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其他人一起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LibraryCompany）里有一份文件，这份记录显示新大陆报纸生产的经济状况通常是岌岌可危的。在印刷生意成功的等级体系中，报纸处于稍微中间的位置。大多数报纸都失败了，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书籍也是亏钱的，而且比报纸亏得多得多。成功的报纸，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可以为印刷商未来的商业成功提供基石，而且作为交换品，还可以被用来与殖民地的其他印刷商拉关系、建网络。真金白银可能要通过政府业务或其他从官方承包来的工作，尤其是印海报或官方记录这样的活才能赚到。对大多数印刷商来说，他们的财务状况基于成功的零件和日常出版物，如传单、名片、广告、空白的法律和商业表格与其他短命资料，以及各种年鉴。一个有效率的报纸出版商必须对读者在哪里、谁欠钱、谁可能想打广告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保持审慎的关注。

我们可以通过1765年年初刊登在纽约和费城报纸上的广告大致了解殖民地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多么平淡无奇的方面，都可以在报纸的版面上找到。其中有一则是纽约的米利根女鞋鞋店的宣传广告。有一则是一个叫罗伯特史密斯的人所发布的失物招领启事，他在费城捡到了一块表，并借机宣布“他的制帽生意照常继续营业，并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皮毛”。还有一则招工启事，“在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往北约20英里处的一家锯木厂招工人”。费城学童的家长们被告知，有一位蒂奥利先生“采取这种方法通知那些他有幸教导的孩子的家长们，他打算在接下来的4月份离开本地”。成功的松鼠猎人们则走运了：“急需许多地松鼠的皮，凡是能在下月20日前将皮带到伦敦咖啡馆的人，都将获得每张3便士的报酬，不论量多量少。”这些本地启事显示商业和日常社会生活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有助于地方社区焕发生机活力。除了读者消费这类广告，它们的作者也不得不拜访或写信给印刷商，并与那些回复启事的人通信。

报纸印刷商还不得不掌握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所需的复杂的基础设施。一旦一份报纸准备好了（至少第一稿本好了），印刷店就得排好活字，然后手工印刷，再送到书商或批发商那儿，并通过一个由街头小贩组成的密集的网络传递，由此才到达购买者或订阅者手中。上文提及的费城图书馆公司的那份文件里列出了马修凯里（MathewCarey）的《费城先驱报》的订户名单，显示这座城市布满了它的投递路线。长久以来，元旦一直是个送礼的日子，大幅印刷品也会大肆庆祝元旦。负责投递报纸的“报纸小伙”“印刷商的男孩”和“印刷厂学徒”（devil）们在这天会受到颂扬。英格兰有一项传统，后来被殖民地引进，就是报纸小伙子们传播一首特别创作的诗歌，内容通常是思考国家大事和新闻的性质。

印刷商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来保持联络以确保自己盈利，并为自家的报纸寻找有新闻价值的题材。管理报纸订阅网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别的城镇维持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印刷商、店主和送报骑手组成的群组并说服他们在当地分发自己的报纸也并非易事。《宾夕法尼亚日报》的出版商威廉布拉德福德为他的报纸维持着一大群订阅者、转卖者和交换者，该报后来成了独立运动的旗手。1766年3月，兰卡斯特的詹姆斯阿斯基（James Askey）写信给布拉德福德，透露了在这种安排下现金流方面的困难：“请您在下期报纸里为我插刊一则高明的广告，尽管我还不能支付报纸去年的运费，也无法付新一年的全款。”即使马萨诸塞州都是些老实人，《波士顿公报》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一份印刷于1765年的报纸的页脚上刊登着一个当时很常见的恳求：“所有欠本报钱的人，账单超过12个月未结清的，请立即付款。”《弗吉尼亚公报》的印刷商威廉林德（William Rind）抱怨道，“我从公报收来的钱还不够付分发它们的骑手的工资，但我又非得雇用他们不可，因此我所有的报纸、生计和工人工资等到这一步都要有麻烦了”，于是呼吁他的读者们支付账单“以拯救我和我的家庭免于倾家荡产”。正如阿德尔曼（Adelman）评论的那样，怪不得印刷商们会“不断地骚扰、威吓、劝诱［他们的订阅者们］去结账”。报纸既表明存在真实的物理网络和连接，又显示它们的文本同样构建起了另一种网络和连接。在幕后，在摆排活字和传播印刷品的过程中，一个共同体被锻造了出来。危难时刻，它可能会集结起来，发动革命和独立运动。

（本文摘自马修J. 肖著《墨色事业：从英国内战到美国内战的报纸史》，陈盛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