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柳诒徵1927年日记》（赵岳、张娇娇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十分令人期待，买来之后，我当即快读一过。起初觉得柳诒徵日记触及时局，只简单陈述其事而不及其他，可见城府颇深，或是怀了一副狠硬心肠。如1927年1月22日记写火车从济南站出发不久，“轧死道旁一叟，又停许久，然后开行”，却就此打住。他并不在日记中为不幸死去的老者掬一把同情的眼泪。又1927年4月15日日记云：“内子入城归，谓北固山下一老妪家中炮弹，未知然否也。”只有好奇心，而人道主义的关心也不曾流露分毫。好在后来的日记足征柳诒徵不乏同情心。8月12日这天，在南京到镇江火车上，柳诒徵遇到一位金华籍伤兵张某，谈起战事，便“赠以苹果二”。又9月5日日记载，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役毛全以疫死，其女来告，赒以一元”。9月8日日记云，“诣萧叔䌹，不值，赏老仆一元。”至此，我才可以全然放心地读下去。
受了许多挫折的柳诒徵，把自己藏得很深，于是1927年日记中的柳诒徵仿佛只是一位不问世事的读书人。在他8月25日日记抄录的诗作中，有两句恰似此期的自画像：“谁识清凉柳居士，检书听炮镇逍遥。”在风雨飘摇的1927年，南京清凉山上的柳诒徵，听着城外的枪炮声，似乎只兀自逍遥于检书、读书的生活里。细味起来，这究竟是他颇具卓识的人生选择。
一、在春天，阅读桐城派
1927年的春天，辞去北方的教职柳诒徵回到故乡江苏镇江，工作尚未有着落之际，只是集中阅读桐城派名家文集。1月25日，柳诒徵按照“读前人自著之书”的一贯办法，开始“点阅《惜抱轩集》”。到了第二天，他已陆续抄录姚鼐（1732-1819）文集中有关“文、道、艺”三者关系的札记5条，内容包括《海愚诗钞序》“文章之原，本乎天地”，《敦拙堂诗集序》“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荷塘诗集序》“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等。不难揣想，柳诒徵试图理解姚鼐如何看待文道关系，以便作几篇文章。
这一时期的柳诒徵，对桐城派的文章兴趣浓厚。1月31日，读完姚鼐文集后，柳诒徵接着阅读桐城派别支——阳湖派文人张惠言（1761-1802）的《茗柯文编》。3月12日，他又开始翻阅梅曾亮（1786-1856）的文集。柳诒徵对桐城派名家文集的系统阅读，或与《学衡》学人胡先骕等人对桐城派的同情与理解不无关系。
桐城派的文法，非柳诒徵所措意者，他更关心的是桐城派人辞章的史学意蕴。他有意撰写《金陵寓公记》，欲囊括“自曾文正复金陵至辛亥鼎革，凡流寓金陵之文人学士，悉考其传状、诗歌及其行事，以著金陵为近数十年文物之中心”。而薛福成《叙曾文正幕府宾僚》和张裕钊《唐端甫墓志》，就成为柳诒徵编著此书的“佳料”。这两篇文章，柳诒徵节抄于1927年3月15日日记中。
柳诒徵像
在同一天日记中，柳诒徵还记载了顾云（1945-1906）《盋山文录》及张謇（1853-1926）自订年谱中相关材料。在张謇年谱中，桐城派文人张裕钊的身影再度出现。原来，张謇曾从张裕钊问学，叩求古文法。张裕钊谆谆告诫张謇研求古文的次第，如欲读韩愈文章，应先读王安石文章。光绪六年（1880）年，张謇陪同张裕钊前赴山东，张裕钊“于骡车中，辄握牙管，悬空作书”，令张謇感叹“老辈之专勤如此”。张裕钊的文章与师范无疑给柳诒徵留下深刻印象。次日，柳诒徵便开始过录张裕钊评点《汉书》，此后直至3月28日，《汉书》成为柳诒徵持续阅读的案头书。其时情景，柳诒徵有诗纪云：“绿萼梅边读《汉书》，弥天烽火定如何。”战火兀自燃烧，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自然，并非所有的桐城文家都令柳诒徵佩服。姚永朴亲赠柳诒徵《经说笔记》及文集，柳诒徵以为“殊无创造之处”（10月24日）。然而，不管怎样，桐城派文章在盛世是鼓吹休明的号角，在乱世也无妨是读书人固本培元的良方。这个春天始于桐城派的阅读，锚定了柳诒徵人生的正确航向。他在1927年选择与书为伴，终于避免了光阴的虚掷。
二、亲近书籍，疏离大学
1927年6月28日，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张乃燕（1894-1958）在南京金陵春酒家设宴，席间陈西滢（1896-1970）、钱端升（1900-1990）和柳诒徵（1880-1956）谈起了王国维（1877-1927）沉湖自尽事。几人的看法如何，柳诒徵的日记没有写。不过，稍早几天，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和江苏省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拣选中，柳诒徵毅然决定从事图书馆工作。同一时期，不愿到大学工作的尚有老儒陈汉章（1864-1938)。然而，此后两年间，陈汉章和柳诒徵友陆续重返大学任教。由此看来，他们在1927年与大学的疏离，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927年并非一个平静年份，这年不仅有北伐，有各类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动，更有直接冲击文人学者的重大事件。4月，南方的叶德辉（1864-1927）、北方的李大钊（1889-1927）被杀。6月，清华大学的教授王国维投湖自尽。9月，南京“神策门外积尸遍地，臭秽不堪，火车无人照料，登车不必购票”（9月5日日记）……一系列极端事件的出现，令南北的文人学者倍觉压抑。东北、平津等地文人纷纷南下，试图在南方新兴的政权中寻找机会。这一时期，结束多年北游生活的柳诒徵、陈汉章等人回到南京，试图开启新的教学生涯。在1927年3月31日日记中，柳诒徵痛陈学阀与军阀对教育的戕害，控诉昔日“堂堂国立大学，不惜自短人格，接受孙传芳、张宗昌之伪命，束缚学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提出应当：“一、实行党化教育；二、铲除反动分子；……”这些主张有合理处，却也不无天真的想象。时事最终也证明，改组时期的南京高校仍处于动荡之中，柳诒徵的许多设想终难落地。
自然，大学老师也并非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工作。彼时的叶玉森（1880-1933）便宁愿担任安徽省研究事务局秘书长，而“不能就此间大学事”（10月9日日记）。甚至于1928年1月17日，孟晋邀他往大学教书，柳诒徵则“笑谢之”。对彼时高校生态，柳诒徵看得很明白。他深知“近来教育家得军阀熏染，恒视学校为地盘，鄙拙之人，不敢蹈危机也”（1927年5月1日日记）。
柳诒徵日记书影
当张星烺（1889-1951）劝说柳诒徵离开南京去外地任教时，柳诒徵以为“干戈扰攘，暂尔家食，局势稍定，自仍出游”（5月1日日记）。他喜欢教书，却并不习惯长久待在一个地方，尤其在彼时动荡的时局下。他希望借着教书的集会，“稍广游历平生足迹所未至之地”。于是，未曾游历的厦门大学，他不无兴趣。至于曾经客居过的北京，则清华大学聘书径直辞去。在致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1887-1969）的信中，柳诒徵写道：“自前年脱离东大后，矢志浪游国内各地，凡有学校相招者，率允短期讲授，以遂游历之志。……愿游厦门，只在观风问俗，初不敢尸名位。……秋后当来夏任短期讲授两三月，但敷旅费，不计脩羊。”（8月1日日记）各地学校内部问题多多，柳诒徵心知肚明，他的想法是与其虚耗其中，不如以增长见闻的短期讲学为好，期以成就自我。柳诒徵这种自甘漂萍生涯的笃定规划，无疑是面对极不确定时局的上佳选择。
整个1927年，柳诒徵虽帮着筹备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却并不领该校的薪水，也并未外出教书。骨子里的读书人柳诒徵，面对并不太平的局势，选择遵从内心，老老实实做一位读书人。这一选择，事后看来，于柳诒徵无疑是最为有利的。毕竟，柳诒徵在图书馆的工作较为清闲。如1927年9月29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开放阅览，“普通阅书室来者十余人，善本阅书室竟日未来一人。”整个10月至11月间，柳诒徵等人每天的工作也不过是为书编目兼盖藏印章而已。检书生涯虽清贫，外界许多的喧杂纷扰却也无由得入。
三、对照《谭延闿日记》：毕竟是书生
要见得柳诒徵1927年与书为伴的人生选择的正确，有必要把他和权贵诸公的心地作一番比较。在南京的柳诒徵，自然有许多机会接触权贵。不过对读诸公日记，可见各自关心差别太大，而柳诒徵只能被证明“毕竟是书生”。
柳诒徵1927年10月7日日记记载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补行开学典礼，日记云：“早起诣大学图书馆。晤谭组安、蔡孑民、杨杏佛诸人。九时至体育馆开会，补行开学典礼。张校长报告筹备经过，褚、谭、蔡、杨诸人均有演说十时散会。”单看文意，似乎柳诒徵因此就结识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字组安，1880-1930）等人。而在政客谭延闿眼中，殊为不然，这天的开学典礼是另一幅景象。谭延闿当日日记载：“七时起。八时赴第四中山大学，阒无一人，久之，校长张乃燕来。坐图书馆，待褚、蔡诸人齐至，乃赴礼堂，行开学礼，学生多长衫朋友。褚演说，吾继之，蔡又继之。迨独脚之章桐出演，吾遂与蔡行。”这天早早抵达会场的谭延闿，并未收获预想中热闹的欢迎，甚至校长张乃燕也姗姗来迟。这足见柳诒徵所期待的“党化教育”（3月1日日记）远未到来。只是柳诒徵高度关注谭延闿，而谭延闿日记只字未提柳诒徵。
文人关心政客名流，而政客谭延闿只关心党国要员，文人终究是将一片热心错付给了政客。在几天之后的“双十节”纪念会上，谭延闿演说掌声雷动，使他不免回忆起一件往事，谭氏日记云：“记陈璧君甫至汉口，邓演达语以武汉群众开会之盛，动十余万。陈遽问曰：‘人予二毫子乎，四毫子乎。’邓大怒。陈后尝以为笑，余因言：‘非予人以毫子也，乃不到者罚二毫至四毫子耳。’”谭延闿等一班政客所在乎的是欢呼雀跃的掌声，至其来源如何则在所不计，最多是拿去充当笑料罢了。
1927年10月23日，柳诒徵与谭延闿再有交集。这天，谭延闿带领一干人到省立第一图书馆看书。柳诒徵日记云：“谭组安率其属六人来馆参观，人赠以书目一部。”记载得十分简略，大概谭延闿似乎并不得记得他，使柳诒徵倍觉心寒吧。而作为读者的谭延闿，这天的日记倒写得十分详细，日记云：“龙八、徐大来，遂约同吕满、黎九、彝廷、曙邨，出至第一图书馆，晤柳诒徵，导登书楼，看丁氏善本书室书，典守者汪先生。北宋本仅有《晋书》《唐书》，余皆南宋，且无不钞配者。甚矣，古籍收藏之不易也。又有咸、同诸老手札甚多，半致曾文正者。玉池及彭刚直为多（刚直称“受业”，而杨勇悫则否），刚直极言直谏尤可佩。湘绮一函杂写近闻，兀奡可喜。先公一笺则致赵玉班者。柳君言丁氏书外，宋渔父所得张氏书亦在此，庋置木楼，时虞不测，欲作石室以保安固，意甚勤勤。出至阅览室，阒无一人，古书无人问有如此矣。”谭延闿精于古书赏鉴，对湘中先贤文献十分关心，日记所写固宜如此。这一回谭延闿总算记下了柳诒徵，只是柳诒徵作为礼物赠送谭延闿等人的馆藏书目，在谭延闿日记中仍不值一提。
11月6日，柳诒徵日记再度出现谭延闿的身影，日记云：“谭组安、俞寿丞等九人来馆看书，谭告予已与陈调元商迁让曾、马二祠驻兵事。”据此，可知柳诒徵趁着谭延闿来看书之际，请他帮忙命令陈调元（1886-1943）停止在图书馆附近的曾国藩（1811-1872）、马新贻（1821-1870）两祠堂驻兵。然而，谭延闿对此只字不提，日记记载了他和一行人大快朵颐之后，“同至鸡鸣寺。登豁蒙楼……又至景阳楼啜茗下，遂至图书馆，入善本书室，柳诒徵（燕谋）出招待，今日始知其人即跋《泉男生墓志》者也。钞王湘绮与曾文正书而出，至扫叶楼啜茗。”至此，谭延闿才第一次正视柳诒徵，获悉柳诒徵字燕谋，并想起柳诒徵曾为《泉男生墓志》作跋。可事实上柳诒徵字“翼谋”，谭延闿仍是糊涂记名而已。读到这里，不免使人感叹：读书人想要为政客高官记下姓名，实在难乎其难。饶是如此付出，柳诒徵所谋之事，谭延闿在日记中仍然未置一词。可见柳诒徵日记所载谭氏的承诺怕只是个应酬的“官样文章”。在权贵冷然的日记映照下，读书人的热脸就更见其尴尬了。
柳诒徵请谭延闿帮忙办实事，谭延闿虚与委蛇起来一点也不脸红。在柳诒徵自己，面对纷纷涌来乞求谋事者，却是“应对殊苦”（11月22日日记）。观此，则柳诒徵的天真是暴露无遗的，而他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完之后退出，想来当也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掺和党国新时期的大学建设吧。“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很简单，不交世俗也就不知江湖险恶，但是书里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所以读书人内心的事就不是那点儿了”（徐兴无语，见王一涓《读书人的事儿》序）对读柳诒徵和谭延闿两公的日记，不难发现，柳诒徵确实是天真的大学教师，也是天真的读书人，并不适合去政治江湖冲浪。三复斯言，则柳诒徵1927年选择在图书馆工作亦可谓幸矣。
影印本《柳诒徵日记》天头部分有数字标出的公历日期
末了，需要说明是，《柳诒徵1927年日记》将排印文本和影印图片合编，互有页码对照，且精心编制人名索引及标明中西历对照日期，均极便读者。惟是在中西历转换时，不慎误信底本中天头所标公历年份，致使九月初六日至十月初七日，中西历对照日期全部错误。原来底本在九月初六日天头标“31”，整理者顺其自然地标注西历时间为“1927.09.31”，9月何能有31日呢？好在十月初七日天头为“1927.10.30”，次日天头为“1927.11.01”，略过了10月31日这天，日期恰好又接上而无误了。故此，读者征引时如欲标公历日期，至此当留心。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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