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术”后，美国将会怎么打关税战？

作者｜陈龙、李远芳

编辑｜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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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汉"的一系列行动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关税汉"的几个和关税相关的行动，这有助于整体了解其关税策略。如图1所示，特朗普上台第12天发动的第一个行动是针对美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理由是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第二个行动则在3月，在232调查的名目下，针对特定产品征收关税，理由是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损害了国家安全。已经在征收、或已明确征收时点的产品包括钢铝、汽车及零部件，正在调查的包括铜、木材及衍生品、关键矿物及衍生品。接下来会发起调查的还有半导体和电子供应链、医疗物资及供应链。

4月2日的对等关税，则针对所有国家、以及排除232调查相关产品以外的所有商品，意图消除美国与世界长期存在的大规模贸易赤字。

图1：特朗普关税行动和目标

在以上行动之外，还有两条贯穿主线的目标：

一条是把不断扩大的关税收入作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为此，特朗普要求财政部设立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和美国的国内税务部（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相对应。

第二条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在战略产业实现脱钩。除了每一轮关税行动都涉及中国，2025年1月20号发布的《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要求调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拜登时期的301调查报告、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问题；2025年2月21日发布的《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旨在全面收紧对中国投资美国的限制。这些策略还没有落地，有可能带来像以往动作一样的惊悚。

至此，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策略逐渐成型，可以分为五个战略目标：第一，让关税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第二，通过对等关税，改变美国的大规模贸易失衡；第三，通过对关键产业的关税，保护国内就业，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四，通过关税手段解决非法移民、毒品等和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第五，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特定领域实现战略脱钩。

怀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梦想，以关税为手术刀，特朗普政府正在给全球贸易体系做一系列手术。手术之后的病人—包括世界和美国，会以什么方向和节奏复苏还是恶化，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个大手术演进的动力机制，它将是三个因素互动的结果（图2）。

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做手术的根本逻辑和决心，这决定了多大程度可妥协和交易，以及出牌中的目标、取舍和排序；

其次是手术对各方的成本，尤其对美国和中国。对成本的承受能力，决定了关税战的底气。

第三是各方的动机、约束和决策。关键玩家的国内政治支持机制和决策机制、经济韧性以及时间窗口，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从而形成了大手术演进中的复杂性。

图2：关税"大手术"演进的动力机制

正如波兰前总统瓦伦萨所说："鱼汤无法变回活鱼"。世界正处于手术后的混乱，任何人，包括特朗普，判断结局都为时过早。我们可以做的，是寻找当下混乱中呈现出来的确定性。

围绕以上动力机制的逻辑，我们将从五方面分析大手术演进中已经观察到的趋势（图3），并分两篇阐述。

在本篇中，我们讨论三个视角：

分析美国政府关税战的决心和风格：美国政府启动手术的逻辑、决心和执行风格，会决定其关税战的决心和给世界带来的混乱程度；

分析美国关税政策的制约条件：关税"大手术"对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反噬力度，会影响其关税战的演化；

分析关税政策的落地路径：具体关税战和美国对供应链依赖度的互动调整，将会是关税战可能落实的路径。

在第二篇，我们将在上述三个趋势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1）旧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瓦解，那么新的贸易体系在如何发展？（2）中国经济将会经历的挑战，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路径又是什么？

图3："大手术"演进中的五个趋势

趋势之一

美国启动手术的逻辑和决心，表明特朗普政府，只要可能，有持续打颠覆战的根本意愿。

本届美国政府政策的颠覆性，对很多已经被认为是世界共识规则的草率破坏，再加上官员发言的鲁莽和混乱，让世界越来越感觉他们是一个草台班子。但这个认知也遮蔽了另一点，即这个草台班子是有着强大信念的草莽，以及他们来到这个位置并非偶然，而是代表了更深层的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社会诉求。

首先，特朗普政府认为，持续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带来了包括制造业基础空心化、关键供应链依赖其他国家、地理上集中的制造业就业流失和社会问题、未来美国竞争力的损失等一系列威胁到美国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观点在美国社会也早已是政商界的共识。

以诚实和智慧著称的巴菲特，早在2003年就曾在《财富》杂志上刊文，警示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的危险，并且提出了根据出口金额等额来发放进口凭证的解决方法。这个极端程度不亚于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解决方案的核心，就是完全的对等贸易，"量出为入"。

原来的硅谷之王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格鲁夫，则于2010年在《商业周刊》上以"美国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为题发文，警示美国制造业流失导致工业生态系统失去规模化优势后，带来了某些技术"虽然发明发生在美国，但规模化生产和创新都发生在海外"的后果。所以他提出：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财政激励制度：对离岸劳动力的产品额外征税。（如果结果是贸易战，那就像对待其他战争一样——战而胜之）。把这笔钱分开，存入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规模化银行，并将这些款项用于扩大其美国业务的公司......在追求公司目标的同时，我们所有企业都有责任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它给我们提供了社会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格鲁夫所提倡的，正是一个以保护美国就业为核心的经济，在需要的时候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把资金用于支持国内的产业发展。

特朗普政府这一次把持续的大规模贸易赤字问题上升到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层面，并试图通过关税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定位和巴菲特以及格鲁夫想通过纠偏贸易失衡来重构美国未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特朗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原本是一个做华尔街宏观对冲基金的投资家，他之所以决定支持特朗普竞选并加入其内阁，也是因为想参与这个"美国重新排序其国际经济关系"的大事业（以及美国经济"再私有化"的大事业）。

特朗普、贝森特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都认为，现有贸易体系的挑战无法自动纠正，只是他们强调的根源有所不同。特朗普认为是被不公平行为欺骗了，他尤其怪罪于他的前任们。米兰强调美元储备地位带来的美元高估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贝森特则强调不同治理机制的国家，因为产业政策的不同，会导致贸易失衡长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自然解决，这种失衡又会放大到全球。另外他还强调，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竞争对手做贸易，实际上增强了自身安全的脆弱性——这些观点都直指中国。

无论从哪个逻辑出发，解决上述问题，都必须系统性的改变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原则。所以，他们抛开了美国领导建立的二战后的多边贸易规则，而是提出了单边化的新贸易"黄金法则"——待彼如己，"Treat us like we treat you"，还认为这个"互惠"的精神源流可追溯到罗斯福新政。

因此，特朗普想通过关税战解决的贸易失衡问题，是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长期面临的、有社会共识、有民意支持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在37年前的1988年，年轻的特朗普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表达的观点和当下完全一致："我会让我们的盟友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我们是一个债务国……我们不能继续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然而我们却让日本进来，将所有东西都倾销到我们的市场。这不是自由贸易"。

图4：1988年特朗普在奥普拉采访节目中谈到自己对贸易的观点

一个坚持自己理念近40年的人。从这个视角看，特朗普虽然喜欢交易，却并不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长期主义者。这意味着，只要可能，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

据此，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对外希望以关税以及美国市场规模为杠杆，保护国内就业，引导制造业投资回流，对内则通过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激发美国经济的活力，二者协同创造一个美国的"黄金时代"，就如一百多年前，以高关税和保护主义青史留名的麦金莱总统所领导的"镀金时代"一样。

这个规划虽然美好，但不同政策之间的取舍、次序、节奏、力度、预判上，在特朗普上任不到100天内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反而凸显了一个具备颠覆性、但认知、能力和经验都没有准备好驾驭如此大规模事业的政府，可能对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动荡和伤害。

这个动荡的机制来自三个因素的叠加，也还会在之后继续演绎。

首先，特朗普本人被非主流的经济理念所武装，对关税、经济及对手的认知存在巨大的误解，这是其政策破坏性的根本源头。譬如他一直认为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成为工业强国是因为关税，这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的经典案例。[1]他还在对等关税发布会上，令人瞠目结舌的宣称：如果坚持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会发生。他还坚信，只要以美国相对别国的不对称优势玩胆小鬼博弈，就能迫使对手在关税大棒下让步，却低估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对博弈的影响，也低估了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对美国的反噬。

其次，他的决策机制缺乏理性约束，这一届团队都经历过忠诚度检验，内部很难制衡，而只能在形势压力下来诱导。

这届美国政府为了显示透明度和民主授权，一直通过新闻媒体以及社交媒体高频向公众沟通，可以说是沟通密度最高的政府。特朗普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得意的转发支持他的媒体对他的赞美："特朗普前三次内阁会议接受和回答的媒体问题比拜登整个任期都多"（图5）。但任何稍微冷静的观察都会发现，特朗普内阁会议展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大型表忠心现场，内阁成员不断表达对特朗普英明领导力的赞叹。

图5：特朗普转发《华盛顿时报》的赞美

4月2日出炉的简单粗暴、让人大跌眼镜的对等关税方案，则直接对外展示了其决策过程不受内部约束的特征。据外媒报道，尽管其经济团队曾提出多种更复杂、更精细的关税方案选择，但特朗普最终在宣布前两小时选择了最简单的参数和计算方法。而当股市大跌两天后的周末，贝森特才有机会和特朗普有了一个长谈，并促成接下来的逆转。

第三，特朗普的确如他所言具有交易灵活性（flexibility），能够止损，并且快速调整策略。从4月2日对盟友、伙伴及"敌对国家"无区别的攻击，到4月9日实施对等关税90天暂停以及对华分化策略，再到4月11日宣布在对等关税中增加对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3C类产品的豁免[2]，豁免范围涉及约4300亿美元，占美国全年进口的13%左右，这保护了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跨国科技企业利益。这一巨大的策略调整半径，表明特朗普认识到，美国经济和市场对关税冲击有忍耐限度，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

但另一方面，他希望达成美国占取更大利益的好交易、缩减贸易赤字、以及关键产业链回流的意图，并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这是为何当新闻报道他"退缩"的时候，他立刻让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媒体上澄清，自己则在社交平台上声明：

"上周五没有宣布任何关税"例外"。这些产品仍然受到现有20%芬太尼关税的约束，只是被归类到不同的关税‘类别’。虽然假新闻知道这一点，但却拒绝报道。我们将在即将进行的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中关注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不能被其他国家，特别是敌对贸易国家所胁迫。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继续像几十年来那样虐待我们，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综上所述，美国面临一个大规模贸易失衡表象后面的攸关就业、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长期挑战。解决这个问题的团队，虽然具备长期主义信念、有颠覆性改革的魄力，却被非主流的经济认知所武装，不具备解决复杂执政经验，同时又有灵活交易的气质。这些组合，定调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间的执政意图和风格，也决定了世界会处于一个持续被做手术，却又有调整空间，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局面。

用一句话形容，全球贸易和经济将会在今后几年处于一系列颠覆性手术和修复手术中。

具体而言：因为美国对全球贸易体系做手术有其深层逻辑，所以不会轻易妥协。这个深层逻辑涉及三方面利害关系：（1）长期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和持续累积的债务对美国是不可持续的；（2）这个问题涉及到就业、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3）在全球化三元悖论[3]下，特朗普政府需要代表其基本盘选民诉求。

特朗普政府具备非主流经济思想、长期主义信念、颠覆性、以及决策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同时班子并没有丰富的应对全球贸易体系和国内经济动荡的经验，也不能对特朗普的偏执形成有效制衡，这会为国内外经济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

趋势之二

"手术"已经给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显著反噬，这是特朗普被迫在10天之内做第二次大手术的直接原因，也预示了接下来美国关税政策演化的取舍逻辑。

特朗普明白对等关税是一个对美国的手术。那么其坚持手术的决心，取决于手术对病人的伤害程度。在4月2号以来短短十多天中，美国资本市场、对经济和通胀的预期，以及民意，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既是4月9日大幅度调整关税政策对象的原因，也展现了关税政策的游戏规则：即关税政策对美国的反噬程度，是特朗普展开关税战的制约条件。

先看资本市场的动荡。这次关税"大手术"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剧烈动荡（图6），说明"最勤于和市场沟通"的政府，并没有能够帮助世界准备好迎接这样破坏性的行动。股票市场之外，市场动荡还超预期地震动了美国债市和汇市。如图7所示，关税"大手术"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攀升（对应债券价格下跌），10年期国债夜盘一度突破4.51%（而在大手术之前几天还曾低于3.9%），利率上行（或者说债券价格下行）速度20年未见，引发诸多关于外国"抛售"的猜想。同时，美元对全球多国货币的汇率指数降至100以下，美元对多国货币贬值至三年新低。在世界资本市场动荡的时刻，美元和美债双跌，表明美元和美国国债不再是毋庸置疑的避风港；一些投资者甚至开始讨论美元的"新兴市场化"这种以往难以想象的问题。

图6：关税"手术"带来的全球股市剧烈波动；来源：Wind。从左到右三个分界线分别对应：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1月末DeepSeek冲击，以及最近的特朗普对等关税日。

图7：关税"手术"后，美元指数与国债收益率背离；来源：Wind。分界线对应对等关税发布日。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投资者将美国的股票和证券市场视为"主场"，将资金配置到美国被视为正常且中性的行为，无需过多思考。所以，虽然美国经济只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但美国资产在全球投资中占比远超其经济规模，约占全球股票指数的60%，以及发达国家指数的70%；美元是很多国家央行比黄金更可信赖的储备资产，美国国债市场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如果美元和美国国债失去了安全资产地位，美国不再能低成本的融资，这对美国巨额的国债以及高额的财政赤字将是相互强化的双重暴击，对国内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伤害会远远高于贸易赤字和制造业流失。

值得强调的是，对美元和美国国债信心的动摇，还只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远未到坊间传闻的抛售美元的状态。而特朗普后面的纠偏手术，也及时阻止了灾难性结果的发生。要真正动摇市场对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需要有两个条件真正发生：一是美联储独立地位被改变，另一个是美国对资本跨境流动实施行政性限制。可以预测的是，由于冲击金融体系会带来对美国立竿见影的反噬，这两个条件或许在被传闻，但并不容易发生。

再看对经济预期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19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曾警告说，关税的影响超出预期，很可能带来更高的通胀和更慢的增长。当时会议上，联储委员预期是通胀会增加到2.7%，GDP增长可能维持在1.7%的速度。

4月对等关税的出台加速了预期的恶化，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估计，今年美国通胀会跳升至3.5%到4%之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同时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可能低于1%，而失业率可能从4.2%上升到4.5%至5%之间。4月16日鲍威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通胀率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在所难免，"我确实认为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剩余时间里远离原有目标,或者至少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更为挑战的是，他直接承认美联储可能会陷入两个任务——稳定价格和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

不只是美联储，调查数据则已经显示了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对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这会直接影响各方对经济活动的投入。最新消费者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已跳升到1981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同时消费者信心连续第四个月明显下滑（图8）。根据纽约联储对纽约州制造商的月度调查，制造业投入价格上涨和销售价格上涨速度达到两年多来的最快速度，企业对前景感到悲观，未来就业和生产指数均下降到调查历史上第二低的水平（图9）。4月投资者信心也大幅下降（图10）。

图8：4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结果

图9：制造业就业和生产预期均大幅下行

图10：投资信心在4月大幅下降，预示投资活动相应减弱；来源：Wind。

关税新政对美国经济预期的快速传导打乱了特朗普的规划。原本特朗普的计划是，以经济的阵痛为代价，通过关税快速实现制造业回流，形成经济上的成绩。这个计划有一个中期的时间约束：特朗普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要以经济成绩单保证选民支持。

虽然近期科技行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公告，如苹果、英伟达、台积电都宣布了规模巨大的建造计划，但CNBC供应链调查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在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全球供应链时，很多企业的第一反应并非回流美国，而是寻求将业务转移到关税负担较轻的其他国家，因为57%的受访企业表示，回流生产将使成本增加一倍以上，21%的企业表示最大挑战是找到熟练劳动力。同时，"当前政府无法提供一致的战略"以及关税也被认为是主要的供应链问题。即便部分制造业回流开始实施，从决策到实际建厂投产也通常需要2-5年时间。

一方面是制造业回流所需的算账挑战、协同挑战以及时间周期挑战，另一方面特朗普关税战的经济负面后果已经显现，这会传导到特朗普的支持率。到4月中，有52%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支持，他的净支持率（支持率减去反对率）已经达到-10%，快速滑落到比他第一任期更差的水平。当然，特朗普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4月19日还在社交平台上声称："特朗普有史以来最好的民意调查数字。谢谢!"

图11：特朗普净支持率快速下滑，比第一任期同样在职天数时更低；来源：《经济学人》网站。

虽然怀揣颠覆式改革的雄心，特朗普关税新政的软肋，在4月波及到全世界的时候，已经被充分展示出来。特朗普并不在意对世界的冲击，甚至以此为谈判的筹码。但新政已经直接对美国包括股市、美元和国债的金融体系，对通胀预期和经济增长预期，对美国经济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民意支持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这是特朗普被迫大幅度调整关税策略，对大部分国家关税按下90天暂停键的根本原因。其背后反映的，如我们在《"川普的世界"和"有川普的世界"》中所预判的，是他会低估关税博弈的复杂性，以及低估冲击全球供应链对美国的反噬。

至此，特朗普关税战的制约因素的特征已经浮现，并将在其考虑和推进今后手术的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我们总结如下：

对等关税手术已经对美国通胀、经济预期，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了显著改变，这是第二次手术发生的深层原因，也已经展示了后期关税格局的基本制约逻辑。

有传言美国政府在尝试推动衰退，进而降低借债成本，这是对美国草台班子的无知。

美国债券市场的震荡揭示了一个微妙变化，即"美国例外现象"的被改变。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和全球情绪和信心将会开始影响美国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包括关税政策和政府预算。

但是要真正动摇对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还需要两个条件发生：一个是美联储独立地位被改变，一个是美国对资本跨境流动限制。

无论怎样，手术通过对美国经济、资本市场和民意的影响，将会影响特朗普持续手术的节奏、方向和力度。特朗普政府的时间窗口是到明年底中期选举。

趋势之三

对不同国家关税政策的实际执行，会基于关税政策的战略目标，按照供应链的耦合深浅而分化落地。这是关税政策和供应链互动演化的逻辑。

既要解决美国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又要直面对美国经济的反噬。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既不可能完全在压力下敲退堂鼓，也不可能像一开始一样，对所有国家、所有产业全面开炮，而必须做出取舍。

因此，美国关税策略的实际落地，必然会围绕美国关税政策的几个战略目标（图1），同时考虑美国对相关供应链的依赖度（也就是对经济反噬的程度），分化关税政策和供应链策略。

4月9号的第二次大手术，把对中国的关税和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并对其他国家按下90天的暂停键，是验证这个逻辑的典型案例。无论从降低贸易赤字的视角，从提升美国在关键产业链的自主性，还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都是美国关税政策最大的对手方，再加上中国的果断反制，对中国施加高关税，同时暂时大幅度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表现了美国在压力下的取舍。事实也证明，这个行动暂时稳定住了美国的股票和国债市场，意味着美国躲过了最灾难性结果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4月11日，美国政府又悄悄后撤了一大步，将更多中国大量出口的电子消费品等豁免了关税。

图12：4月11日总统行政令扩大了半导体类商品的豁免范围；来源：基于USITC数据计算。

这个后撤虽然之后被特朗普自己表述为"只是被归类到不同的关税"类别"，但这一类别的关税还未开征，截至4月22日都甚至还没有正式发起232调查。更重要的是：这个调查范围比4月2日对等关税行政令所规定的豁免商品范围要宽不少[4]，把闪存、智能手机、硬盘、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终端3C产品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也囊括进来。

这个豁免的实际效果是，让中国对美出口20%以上的商品短期内免于125%的对等关税（仍有之前20%的芬太尼关税），让美国消费者免于电子产品价格飙升的压力，让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苹果等美国科技企业免于遭遇销售大跌。

这个事实上的后撤来源于特朗普政府持续低估的一个重要事实：全球供应链的整合深度以及美国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高度依赖。如图 13所示，2024年贸易数据显示，99个2位数HS编码的商品大类中，有22个分类商品对华依赖度超过了50%，规模达到2396.3亿美元，占整体美国对华商品进口的51.8%。

图13：美国对大量品类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实际依赖度很高；来源：基于USITC数据计算。

这些品类中，有很多属于易转移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77.6%）、厨具/餐具/工具（73%）、鞋类（43%）、雨伞（93.5%）、陶瓷（63%）。其制造工艺简单，供应链不深。但更难替代的是生产制造更为复杂、供应链更深的电机电器设备类产品（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智能手机、半导体、二极管、显示器等产品）。美国这类产品对华进口整体依赖度达到58.1%，贸易规模也很大，2024年为1270亿美元，占对华进口的27.5%。

一些常见的电气产品中，对华依赖度非常高的有LED灯（95%）、游戏机（86%）、电脑显示屏（88%）、锂电池（70%）、电熨斗（95.7%），微波炉（90%），家用面包机（99.7%）等等。特别是智能手机，它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2024年进口了413亿美元，而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高达81%，其中最大项目又是苹果手机。

尽管过去几年苹果公司一直试图将制造能力转移到印度等国家，但80%的手机生产仍在中国进行。这一事实凸显的是将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面临的多重挑战。要实现转移，就需要在其他地区创造更多产能、培训工人，并建立零配件供应链，这个生态的培育意味着快速"脱钩"几乎不可能实现。中国制造的优势也早不是因为低劳动成本，而是因为中国已经拥有行业内一流的技术成熟度，并已经发展出一个高度发达的生态系统。一个相关指标是，2021 年中国接受审核并获得ISO9001认证（质量管理体系最佳实践）的组织数量为42.7万家，约占全球42%。相比之下美国仅为2.56万家，印度的数字为3.65万家。

苹果CEO蒂姆库克对此曾有一针见血的评论：

"关于中国存在一个误解。让我告诉你我的看法。普遍认为公司来中国是因为低劳动成本。我不确定他们去了中国哪个地方，但事实是中国多年前就不再是低劳动成本国家了。真正的原因是技能、一个地区的技能数量和类型。我们的产品需要先进的工具和精确度，我们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技能在这里非常深厚。在美国，你可能召开一个工具工程师会议，我不确定我们能填满一个房间。在中国，你可以填满多个足球场。这种职业专长非常深厚。"

我们再用北美来验证特朗普必须走上对不同国家和产业在关税政策上分层的道路。供应链耦合深度也逼迫美国调整了对等关税行动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方式。北美是全世界供应链整合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区,尤其以美国车企主导的北美汽车供应链为代表(图 14)。虽然加拿大和墨西哥和中国一道，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被加征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关税，但4月2日对等关税却暂时将其排除，原因是对它们已经有了对非USMCA覆盖商品加征的25%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关税。但这个逻辑对中国却不适用。中国是在20%芬太尼关税基础上继续叠加对等关税。

另外，特朗普政府又说，如果未来谈判顺利，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关税取消或者暂停后，那么加拿大和墨西哥非USMCA覆盖商品就改变为交12%的关税。这个12%和对其他国家制定对等关税的逻辑又不同，实际上更低。因为如果按照特朗普宣布的计算公式，墨西哥的对等关税应该是18%，因为2024年美国对墨西哥贸易赤字占对墨西哥进口比重是36%（加拿大是17%）。

图14：北美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多次穿梭边境

墨西哥对美国政府态度改变的原因有清晰的认知。墨西哥官员直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墨西哥当做了盟友，而是因为北美在经济上和美国融合的程度，让美国不得不做这个选择。

因此，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美国的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存在深浅不一的供应链耦合关系，直接牵涉到大量美国国内企业和全球化企业，特朗普政府已很快感受到了关税政策中投鼠忌器的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车企的游说下，于3月6日决定对加拿大、墨西哥USMCA覆盖范围的商品豁免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关税，并在4月2日宣布对全球对等关税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例外处理，还是在苹果公司的幕后游说下，于4月11日扩大对等关税豁免范围。

这个道理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比如说法国在讨论对美国反制的时候，也倡导抵制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德国则对此反对，其核心理由是：欧洲并没有可以替代谷歌、亚马逊、META这样的科技公司；没有替代品，意味着对这些企业的直接抵制会带来对自己经济的反噬，也就无法落地。

让我们总结一下对美国在反噬压力下会如何推进关税政策的判断：

在关税谈判排序上，美国会更加看重与美国经济体系更接近、供应链耦合程度更高、贸易赤字相对更容易缓解的国家和地区，优先达成协议，并会尝试联合对中国施压。当然，因为美国对现有贸易体系的破坏，已经失去了很多信誉，会发现形成这样的联盟绝非易事。

在满足其战略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和中国最终达成交易，并大幅度降低现在的"封城式"（Lockdown）关税，符合美国的战略诉求。特朗普4月22日表示，有意愿和中国达成一个中国会"非常开心"的交易，大幅度降低现在的关税水平，但不会是零。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奔走相庆，似乎特朗普"怂了"。我们应该看到，这符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实际上，基于我们和很多企业的交流，只要对中国比其他国家的关税高出40%，就基本会消灭绝大部分中美直接贸易。

我们认为这是在后面几个月中，美国推进关税政策的逻辑和方向。

2025年4月以来，带着颠覆性的雄心，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体系做了大手术，以及之后的几次大的修复手术。对于大手术后，美国的关税政策还会怎么出牌，成为当下最迫切的问题。

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其驱动逻辑和不可避免的演化逻辑也已经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总结了美国关税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深层逻辑，以及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特朗普领导班子的特征。这定义了美国打关税战的决心和风格。

我们其次分析了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反噬程度，这定义了关税战的动态制约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判断了美国打关税战比较现实的落地路径。

有一点是肯定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拉入了一个巨大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漩涡。或者说，世界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都会处于一系列手术和对此的修复中。

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但越不确定，越要寻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逻辑。这是这篇分析的初衷。

这些分析主要是基于美国的视角，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后面一篇文章中，我们会聚焦美国之外的视角。具体而言，在美国摧毁其自己花了几十年领导建立的贸易体系规则之后，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在如何形成？关税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对策，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路径在哪里？

[1]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工业强国有很多原因。那时有大规模移民——特朗普政府没有人提到这一点，美国接受了来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美国采用了当时的技术领导者英国的技术。当时铁路、电气化和电信大发展，推动美国成为统一市场，与技术革命形成供需飞轮。

[2]4月2日对等关税行政令中其实已经包含对部分半导体产品的豁免，因为芯片将纳入国家安全为由的232调查范围。而这次豁免范围扩大的一个表面上的理由是，芯片232调查将扩大到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从而包括上述产品范围。

[3]全球化"三元悖论"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ny Rodrik）在2000年提出的一个极凝练的概括：在全球化中，一国不可能同时把深度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政治这三件事都做到满分。因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不会让所有的群体成为赢家，而民主政治倾向又不可避免地会被短期的主权利益和选民意志所左右，这就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

[4]如果看4月2日行政令的附件二，豁免商品清单中包括半导体器件以及集成电路，但没有包括终端3C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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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教授

为溪创始人、罗汉堂秘书长

业务方面，2014-2023 年，陈龙教授先后担任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罗汉堂总裁、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巴巴集团战略规划总裁，阿里巴巴研究理事会学术主席，并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科技高级顾问，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学术方面，陈龙教授在多伦多大学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并在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获得终身教授。回国后在长江商学院任副院长，并创立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同时担任校友理事会理事长。后任湖畔创研中心执行教育长。

李远芳博士

为溪首席经济学家

李远芳博士于2019-2023年先后在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从事数字经济与宏观产业研究，任罗汉堂资深专家。此前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曾任China and World Economy编辑部副主任，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研究顾问，曾设计编制中国第一个网络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复工复产指数。

李远芳博士于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2015年获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尤利西斯学者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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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溪

为溪致力于陪伴VUCA（动荡、不定、复杂、模糊）时代的企业家互相汲取智慧，群体进化。为溪的核心理念源自《道德经》："为天下溪谷，伴万物生长"，其愿力是能够如溪谷般谦卑开放，同时不断汲取生命溪水，保持饥渴和生长。Stay humble，Stay hung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