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望09︱抗战时期富人的义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法国历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是建立在农村保守社会集团和城市近代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联盟之上的。”这一观点并非没有人质疑，小科布尔即指出：“在南京政府十年时期，江浙财阀并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政府迷醉于追求政治统治，决不容许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存在。”国民政府和富人（即所谓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究竟如何？在南京十年以外的时段里，如抗战时期，又是怎么样？本期将介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份史料，希望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出版于1939年9月18日，福建省党部翻印，属于《国民月会讲材丛书》。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下令“全国前、后方及游击区全体官兵与民众一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与宣誓《国民公约》，以纪念我总理逝世十四周年，而慰我总理与阵亡军民、先烈在天之灵，而竭尽我后死者国民尽忠报国之天职”。由此，揭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序幕，其目标包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旨在改正“醉生梦死之生活”，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图”。组织上，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地方各级动员委员会为各级精神总动员之执行机关，每周并召开精神总动员会议一次。

《新华日报》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道

为“实施精神总动员及《国民公约》并普及贯彻”，同时组织国民月会。国民月会的召集事实上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经常工作”，“每月开一次会，凡是国民，不论男女，只要是成年的，都要参加”。段瑞聪教授认为，国民月会实际上是“战时中国的权力向社会渗透，民众国家认同加深的主要途径”。同年5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下令“中央应将有关精神总动员之书籍大量编行，并许各地大量翻印，以供民间各种集会之讲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即属于这一类宣传品，亦在书后标注“欢迎各地精神总动员协会或其他团体、私人翻印。但定价不得超过印刷成本”。

书后标注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语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亦曾出现在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讲词中，但抗战爆发后，这一句话迅速流行，不惟蒋介石的讲词中经常出现，更是为中共所发扬光大。该书的内容大致是开头与结尾分别谈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与必然性，核心内容则是阐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内涵，包括服兵役上前线、从事生产、阵地服务与后方服务、有钱出钱与节约救国等。下文将主要谈“有钱出钱”这一部分。

该书作为向民众宣传的材料，基本上是一半说理加一半历史故事。通过国土沦丧导致国家收入减少、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尚且不忘捐款、沦陷区的有钱人受到敌人劫掠杀害来证明后方人民更应该捐款。接下来，便讲述明末崇祯皇帝助饷失败导致明亡、拒绝助饷的王公大臣最终被李自成敲诈、折磨的惨状；朝鲜亡国前一般勋戚大臣和民众拒绝帮助国家，日韩合并后亦被没收所有财产的例子，展现不积极捐献的下场。

此后，甚而专辟“历史上输财救国的模范人物”一节，介绍楚国的令尹子文毁家纾难、卜式输羊、普法战争战后法国人民应募内债筹足赔款这三个故事，鼓励人民积极捐献。最后，该书总结抗战以来“有钱出钱”的态势并对未来作出展望：“抗战以来，人民自动献金的虽然不少，但是这种运动还没有做到普遍，那些家产有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以上的人，能慷慨解囊的并不多，至于毁家纾难的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我们希望要做到‘人人出钱，个个解囊’的地步。”表明了当时发动富人捐献的困境。

抗战军兴，军事需索无限加大，即如中共认为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一样，蒋介石指出“在抗战之现阶段中，则民族主义之地位尤为重要；如其民族不能获得自由与生存，则民权无由发挥，民生无所附丽”。因此，此时国民政府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此时更倾向于需索一面而非介入分配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缓和。军事需索加大与物价高涨导致许多豪绅富户囤积居奇，蒋介石即称“川省各县稍有财力的富户，藏积一年两年前陈粮者，必不在少”，此外竟有积藏三四年准备高价卖出时才发现“日久朽腐，已成废物”的，更有甚者，则操控民意机关与地方政府要求减少征购。

“我们一般有钱有粮的地主富绅，这样不知爱国自爱，真不知要使我们民族的人格，低落到何田地”。蒋介石类似的痛斥与感叹，数不胜数。对此，他认为应该对积极执行政府法令者予以奖励，否则就应该没收甚至制裁。同时，征购应该“充分征足，宁可使供应有余，不可稍有不足”，“对于有余粮的富户，要以累进比例，多加征购，至少要使征购的总额超过征实的总额”，此外，并对殷富大户强制募债储蓄，并让其在各种捐献的场合中成为地方上的榜样。由此可见，战时国民政府给予富人的义务不可谓不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实现了公平，更不意味着穷人可从中获益。

事实上，许多人都将中国抗战的胜利乞灵于富人的捐输。“九一八”事变后，一本叫《对日作战方略》的书认为“有输财之民众也”是中国“作战之优胜点”，比如“马占山孤军一战，而人民集资援黑之款，一呼号间，便不下三四千万”。然而，当偶尔出现的英雄壮举被漫长的，看不到终点与胜负的总体战、拉锯战取代时，人们时时都得应付不断袭来的军事需索，这种抗战热情究竟能持续多久呢？即如霍布斯鲍姆曾描述过的另一个事物一样，一旦他们献身的抗战胜利这一远大目标，变成不确定的未来，于是许多人难免开始专注于满足平常生活的需要。而这种转变如果发生了，相当常见的情形是，抗战热忱已无法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任何指导了。于是，类似蒋介石批判的景象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长野朗在其《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中认为孔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中国之经济思想”无可否认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之一障碍”，蒋介石亦援引孔子的这句话，不过他是想说明征购时应该力求公平。于是，且不论这种思想的利弊，至少这句话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应该尊重的现实。回到开头，即如王奇生教授所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战时国民政府对富人的要求，离不开军事需要，也是受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尽管可以抵御日军八年的进攻，却未必能真正落实公平，也不能使国民党从长达二十多年的国共竞逐中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