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有序推进，当前，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抢抓金融双向开放的机遇，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扎根中国104年的摩根大通是最早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外资机构之一，拥有中国首家外资独资证券公司和首家外资独资的期货公司。
近日，界面新闻记者专访了摩根大通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陈妍妮与何耀东。
陈妍妮认为，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投资和业务创新的机会，也为海外投资人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何耀东表示，当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以及中企出海热潮为外资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业务机会。
“在摩根大通参与过的许多业务项目中，确实起到了帮助中国企业跟外部资本市场连通的作用，反过来，这也坚定了我们作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决心，并对未来的机遇充满期待。”
界面新闻：中国市场对摩根大通来说意味着什么？自进入中国以来，摩根大通是如何逐步展开业务布局的？有哪些关键发展节点？
何耀东：摩根大通在华发展已经有104年了，特别是在过去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里，摩根大通抓住了机遇，在这里积极布局。我第一次来内地是2007年，也正是在同一年，我们的法人银行在北京成立，作为第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外资法人银行开始服务跨国企业。之后，我们投资了合资期货公司，并在2020年实现了100%控股。同年，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并在2021年获批成为国内第一家外商全资的证券公司。再到2023年，摩根资产管理获批100%控股上投摩根基金，并随后将这个品牌更名为“摩根资产管理”。我们也成为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全资拥有本地法人银行、证券、期货和资产管理四大法人实体的外资金融机构。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摩根大通来说，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里的发展。最初，我们主要服务来华拓展的跨国公司；后来覆盖了中资客户；现在，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速，我们致力配合他们的跨境需求，支持中资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包括在中国香港、美国等不同市场上市和融资的需求。在摩根大通看来，中资跨国企业在全球“开疆辟土”，跟外资跨国企业在中国营运、在亚太区展业一样，我们的愿景就是陪着他们一起成长，成为中国企业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值得信赖的伙伴。
陈妍妮：在战略方面，我们一直坚信，中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创新和活力，再加上中国人的勤奋，这个强大的组合将释放很大的潜力。
在我俩从业的二十几年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着中国客户一起成长，在这里跟监管机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投资人紧密合作，一起见证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转型。很多人说中国市场刚刚经历转型，实际上，中国过去三十年都在逐渐转型，逐步优化经济结构。我们见证了中国从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发展成第二大经济体，今天在全球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7%。
在摩根大通参与过的许多业务项目中，确实起到了帮助中国企业跟外部资本市场连通的作用，反过来，这也坚定了我们作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决心，并对未来的机遇充满期待。
界面新闻：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在您看来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成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贵司获得了哪些发展机遇和红利？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何耀东：目前，虽然全球金融机构占中国经济的体量相对较小，但是我们在积极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持续增加对业务平台和人才培养的投入。
对于外资机构的角色，我想分享两点，首先是合规经营。在中国金融市场爆发式增长的过程中，摩根大通一直秉持的业务理念是，在服务客户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内部合规。中国金融市场体量很大但相对发展历史较短，作为金融从业人员，怎么样在市场飞速发展、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坚持做对的事情，其实并非易事。
其次是先进科技的运用。去年，摩根大通在全球范围内向技术系统领域投入了170亿美金，我们也把全球最先进的系统之一带到了中国金融市场，希望我们的客户能从中受益。举个例子，在AI的运用上，摩根大通就相对地走在市场的前沿，我们六七年前已经在内部成立AI团队，也不断跟我们的中资同业共同探讨和分享如何在运营中把AI变成实实在在的实践和案例。
陈妍妮：回到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发展里程碑，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确实很幸运地参与到了许多重要的改变。
比如说，1973年大卫•洛克菲勒访华之后，大通银行成为了中国银行在美国的首家境外业务代理行。1994年，摩根大通就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正式成立本地法人银行是2007年。当时，无论是服务中资客户也好、跨国企业也罢，市场非常需要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带来创新的产品，以满足在支付、清算等领域的殷切需求，我们由此带来了很多新的业务、服务和对国际规则的理解。
2019年，摩根大通宣布将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指数，这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带动了很多海外投资者特别是跟踪指数的投资者，更加关注中国、投资中国。2020年我们全资拥有了期货公司，再到2021年获批成为国内第一家外商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到2023年，我们获批100%控股旗下资产管理公司，下一步将推动引入中长期资金入市，帮助股市的投资人构成更加机构化，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稳定。
此外，跟五年前相比，我们在中国的员工人数翻了一番，这是摩根大通比较独特的地方。这一系列战略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个市场的长期承诺。
界面新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5年重点任务之一。摩根大通作为一家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外资金融机构，如何理解“高水平”一词？
陈妍妮：我的理解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准入和业务拓展。中国怎么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更多在华发展的机遇？去年国家明确提出了要扩大银行、保险领域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的业务范围，之前在2020年取消了证券、期货等领域外资股比的限制。每一步的开放政策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允许外资在更多的业务领域中参与竞争、创新和合作。实际上在很多项目里，我们都是跟中资金融机构合作的，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对整个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当然，也是受惠于这些政策，我们才能实现成为第一家外资全资的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的突破。
第二是制度型开放和营商环境的优化。监管机构非常关注改善营商环境，帮助外资金融机构各展所长。如果中国继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现在金融领域中规则、管理、标准跟国际规则接轨的话，相信对很多的市场参与者来说都将大有裨益。同时，我们看到政府也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基和可预期的政策支持。
第三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也进一步完善，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投资和业务创新的机会，也为海外投资人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第四是风险和机遇的平衡。除了降低门槛和扩大业务范围以外，各国现在都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一味“放开”，同时也必须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对投资人的公平性。我们作为外资金融机构，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合规经营，防范市场波动和监管变化带来的风险。
界面新闻：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您认为中国市场要做好这项工作，关键点在哪里？
陈妍妮：上个月，国务院刚刚公布了《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二十项政策的举措，对于倾听外资需求的表态是非常正面的。很多企业、金融机构关注的问题非常具体，比如摩根大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营，要遵守每个市场的法规，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如何在可能、合理的情况下，在规则上尽量透明，并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于吸引外资来说非常关键。当然，中国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这种经验的分享，让大家开放地交流，对双方都非常有益。
从外商在华投资的数据来看，2024年，外商在华投资已经接近124万家，新设立的外商企业也超过5.9万家，同比增长10%。当然，目前的经济环境比较复杂，各国企业都在寻找新的增量，再叠加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企业来说，不确定因素很多，做一项决策是更难了。中国要持续吸引外资，离不开提供一个确定的营商环境，涵盖政策和税率等等。政策的确定性和透明度，合规上的一致性，对于外资企业来说，都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
此外，大家最关注的还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增速，最近DeepSeek的横空出世，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希望之后能够保持这种动能。我觉得今年是一个挺重要的机遇，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周期以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运营的跨国企业都变得更有韧性，也更加认可创新的重要性。接下来，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利用积累的经验和韧性，发挥所长，参与未来的发展。
最后，金融机构期待能够进一步降低投资中国的门槛和整体交易的成本，扩大投资产品的品类，让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都能够参与中国市场。最初是股票、后来有了债券，中国还有许多资产的类别可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参与。
何耀东：我觉得政策上的连续性很重要，做长期投资的话，不是看未来一两年的回报，而是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回报。如果政策上不具备连续性，投资人很难进行风险评估。如何让不同的境外投资人、企业能理解中国多一点，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越理解这个市场，才越愿意做出尝试。比如，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来中国，他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历程有自己的理解，这非常重要。
界面新闻：上面我们讲到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扩大给外资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除此之外您觉得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还有哪些新的机遇？
何耀东：中企出海对于外资机构来说是很大的机会，对摩根大通更是如此，我们具有全球网络的优势——我们是极少数的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开展业务，也观察到企业出海面临的不少困难。即使产品过硬，中企出海仍然需要经验丰富的全球合作伙伴，深谙本地市场的法律、法规，能够帮助企业量身定制相关战略，赋能出海过程。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我在摩根大通工作二十年，处理过不少不同市场上税务的问题，而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如何理解当地法规、税务规则，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此外，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也将带来新的机遇。春晚上机器人的表演，令人惊叹。又比如，AI在中国的场景下能实现哪些突破、DeepSeek在业务上可以如何运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都可能带来新的业务机会。
另外，聚焦新行业的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些具体的传统行业。比如消费行业，他们一直做得很好，接下来一步是否考虑出海；还有一些农业领域的客户，他们在中国发展迅速，在海外市场也可以做得很好。怎么在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实现突破？我们可以从资本运作角度，配合他们在海外更好地布局，或者进入新的市场，这些都是发展机遇。
陈妍妮：我们内部把“新质生产力”叫做“创新经济” 。去年摩根大通整合了客户覆盖团队，将原环球企业银行部与原商业银行部合并，打造了全新的环球企业银行团队。在新的架构下，我们将对客户群进行更加充分的覆盖，不是只关注大企业，而是将从成长性企业开始，一直到全球大型企业，提供契合企业发展不同生命周期所需的各种服务。其中，我们建立了专属团队服务创新型的新经济客户。对这些客户来说，能够提供安全、高效的资金的服务方相对有限，在多个国家和市场都有布局和资源的银行合作伙伴可能就更少了。而我们不仅能专注于协助他们的业务高速增长，同时也帮助他们防范相关的风险，为企业提供不同生命周期的陪伴。
十几年前，摩根大通服务的客户中有一家公司叫英伟达，它当时还是属于中小客户，我们一直陪着英伟达成长，直到今天它成为科技巨头。在中国也是一样，无论是科技、生命科学、医疗健康、绿色能源、高端制造等等，甚至一些跨境电商、媒体、文娱、消费类的各个细分领域，创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相信在未来将涌现不少行业巨头。最近我们在服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核科技2月份向港交所递了表，后续融资也会进一步支持他们AI方面的研究。
我们现在看到DeepSeek、宇树科技的横空出世，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后面还将带动巨大的经济生态圈的发展。在AI赋能之后，整个行业格局的变化非常迅速。我们作为金融机构，需要积极把握机遇，因应客户的需求来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最后，我们经常提到经济走廊“corridor”，无论是中东、拉美，亚洲内部的经济走廊，都在飞速发展，这对摩根大通来说也是发展机遇。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协助更多中国的优质企业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
界面新闻：贵司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是怎样的？外资金融机构该怎样避免同质化发展？
陈妍妮：银行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才。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人才的培养坚持不懈，谈到怎么去避免同质化发展，最终还是人——员工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的能力。
摩根大通对员工的投入，不仅提供有竞争力的福利或者薪酬，更重要的是培训，为他们提供全球的平台，提供优质的经验分享，赋能他们的职业发展。
在中国，培养人才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使命之一，我和我的搭档就是受惠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中国市场的飞速发展，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加入我们。
何耀东：摩根大通一直用“稳健”来形容我们的业务。作为一家银行，我们给客户提供资本金和流动性，无论客户走到世界各地，我们都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怎么能做到呢？
首先，我们自己要保持稳健。我们内部一直强调：“和对的客户，做对的业务”。也许有人认为金融行业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直都跟对的客户保持长期合作，无论他们是大的机构，还是中小型企业。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过去十年成长速度飞快，我们希望在客户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展合作，配合和陪伴他们的飞速成长，在不同阶段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其次，我们在华还需要完备的金融牌照，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稳健的业务平台，接下来，希望能实现比较全面的产品牌照，以便更好地服务客户。
当然，科技对金融行业至关重要。其中，数据是基础，客户需要我们提供“干净”、有效的数据，此外，在全球我们平均每天处理近6千万笔、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的交易，这些都对我们系统的执行速度和稳定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界面新闻：具体政策层面，如开放性、安全性、便利性以及绿色金融等方面，摩根大通有何具体建议和政策期待？
何耀东：以前跨国企业走进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各个市场推出的法规方向不同，对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希望能看到政策领域实现必要程度的融合和接轨，这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非常大的效率提升。
此外，如何帮助在中国营运的跨国企业降低营运成本或者融资成本？比如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能否考虑在岸融资，通过实现相对合理的融资成本，加强跨国企业在中国长期投资的意愿。
陈妍妮：刚才说到了披露的一致性。比如发一笔熊猫债，会涉及到会计准则的问题，而不同市场可能要求不同的披露内容，但对很多跨国企业而言，为了避免披露或者会计准则的不一致性，或许限制了一些企业考虑将中国市场作为一个主流市场或融资平台。
最后，随着境内外市场的联动进一步增强，境内和境外投资人有没有得到公平一致的待遇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都会影响整个市场的信心。我们看到，政府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工作，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让外资投资人能获得与境内投资人同等的待遇，这将进一步增强他们投资中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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